2014年7月29日，世界再次为中国“震撼”。这一天，中共中央决定对周永康立案审查，改革开放以来最大的“大老虎”终于浮出水面；这一天，中共中央政治局决定今年10月在北京召开十八届四中全会，主要议程是“研究全面推进依法治国重大问题”。两件大事，其实都关乎同一个话题，那便是法治。
　　反腐不避政治局常委，这种超常规、超期待的大动作，表明执政党在对待党纪国法与至高特权的关系上，选择站在了维护法治的坚定立场，蕴含着执政党执行党纪国法的严肃性、权威性和绝对性，体现出中共执政决意走上法治轨道的强大决心；而在中央委员会上专题研究依法治国，这在党的历史上尚属首次，它更加表明执政党对法治建设的高度重视，对中国的现代化转型而言，无疑具有里程碑式的历史性意义。
　　不过，在赞赏这种超常规动作的同时，亦应看到，中国现行法律从未规定可以对任何层级的高级领导人法外开恩。仅从法律来看，这至少没有超越法律的常规，这种超常规更多指向政治惯性和普遍的社会观念。
　　中国具有数千年的人治传统，求索法治的道路崎岖曲折。十八大以来，从提出“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到“建设法治中国”，从新法治十六字方针到依法治国、依法执政、依法行政共同推进，执政党力行法治的思路与部署清晰可见。更为可信的是，这种矢志法治的决心在很多领域开始得到践行，诸如反腐“有案必查”对法治原则的兑现，废除劳教对于法治精神的捍卫，司法改革对于法治理念的汲取等等，都预示着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站在了新的时代起点。
　　中国共产党对于依法治国方略的不渝信念，源于对法治求根治本优良本质的认同，源于对时代中国各种矛盾和问题的省察，也源于对治国理政历史规律的把握。作为治国理政的基本方式，法治并不是最优的统治方案，但却是现实世界中所能找到的“最不坏”的方案，因为法治优于“一人之治”和“少数人之治”。无论是破解改革中的阻力与障碍，还是摆脱既得利益的束缚与干扰，无论是走出绝对权力的腐败定律，还是步入权利神圣的时代殿堂，都需要法治在更纵深的层面落地生根。当前，中国正处在全面深化改革的“深水区”，各种复杂的矛盾纠纷和利益冲突逐渐显现，权力的失范与社会治理的失效不断挑战社会公平，与各种“治标”的方式相比，只有法治才是求根治本的良方。选择法治，坚定地推进依法治国方略，中国梦的实现便有了坚实的根基。
　　十八届四中全会将全面推进依法治国作为核心议题，必将勾画出未来法治中国的发展蓝图，寄托着华夏儿女百余年来追求现代化的绵绵厚望。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法治建设已经取得了不菲的成就，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已经建成，形式法治的构建更加完备。立足于这种现实基础，中国法治建设正处于从形式法治向实质法治的转型阶段。
　　这种转型的一个重点和难点，在于司法机构的独立化运作。十八大以来，审判独立成为司法改革的重点关键词，习近平和最高法均多次提到“要确保审判机关独立行使审判权”。2013年2月，习近平在主持中央政治局集体学习全面推进依法治国时，就提出“要确保审判机关独立行使审判权”。其后，在全国高级法院院长座谈会等多个场合，最高法院院长周强也多次谈及“审判独立”。而今年以来，审判独立的提法更加密集，最高法院领导人在公开场合提到司法改革时几乎都会提及审判独立。有专家分析审判独立将是司法改革方向，还有人解读为中国正在走向司法独立。
　　欲让法治真正成为党的执政方式，成为政府的行政方式，成为全民的生活方式，千百年沉淀下来的心理、习惯与传统，还会呈现出诸多文化层面的阻力。由此，全面推进依法治国也更加呼吁顶层设计，更加要求系统配套，更加强调知行合一。
　　法治是一个庞大的系统工程，刚开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