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构建需要所有侧重。不同国家基于不同的历史传统和现实状况，选取不同的方向作为法治着力点，进而分化出不同的推行实质法治的进路。以英美为代表的西方国家，主要采取的是一种“司法中心主义”进路，强调法院对法治的捍卫、发展功能；以德法为代表的大陆法系国家，则主要采取“立法中心主义”进路，强调制定法的权威与规则效力，立法机关而不是司法机关构成法治大厦的“拱门石”。中国的法治走的也是一条“立法中心主义”的道路，将“有法可依”作为法治系统的首要前提，通过在经济、行政、社会领域急速立法，最终确立起治国理政的规则框架。
　　但是，在目睹立法如潮的同时，普通民众并没有相应地增长对法律的信心和期望，甚至怀疑“法”的存在。法律为什么实施不下去？制定出来的法律为何不能赢得人们的信仰？中国法律实施过程中究竟遭遇哪些瓶颈？念兹于此，全面推进依法治国不得不面对当前中国法治建设的最大困境：法律体系背景下的实施难题，并由形式法治转入实质法治建设阶段。
　　基于中国不同的政治体制，推行实质法治依赖司法的崛起，同时也依赖在行政执法的归位，司法与行政执法共同构成一种“执法中心主义”的法治进路，以推动良法得到良好的实施，重塑法治的权威与公信。因此，我们不难理解在执政党的治国理政“总盘子”里，为何对行政体制改革持续倾注心力，为何将司法体制改革置于突出地位予以顶层设计。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当中，特别强调了两方面的法治改革，一是行政执法体制改革，一是司法体制改革，两者共同指向法律的实施系统。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法律的生命在于实施。如果有了法律而不实施，或者实施不力，搞得有法不依、执法不严、违法不究，那制定再多的法律也无济于事。”而只有从司法和行政执法领域打通法律运送正义的两条“大动脉”，才能为整个法治肌体输送新鲜血液，维系政体和国家、社会肌体的健康。
　　所以，保障严格执法，克服非平等执法、钓鱼执法、寻租性执法、非文明执法、限制性执法、选择性执法、运动式执法、疲软式执法、非法性执法、滞后性执法等行为，彻底纠正行政执法不严；推进司法体制改革，确保司法独立与公正，让每个人在司法个案中感受到公平正义，这是全面推进依法治国方略的重中之重。如此，我们才能从法律大国转型为法治强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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