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地》杂志：行政问责与官员“出路”

　　2001年国务院开始实施特大安全事故行政责任追究，2003年4月上旬非典事件导致当时的北京市市长孟学农和卫生部部长张文康黯然下课。当时对此各方面深感震惊，在问责制的推动下，各级官员积极开展工作，终于遏制了非典扩散，顺利解决了公共卫生危机。自此以后，行政问责也开始成为中国政界的常规。2003年12月重庆开县井喷事故导致石油高管引咎辞职，2005年12月松花江污染事件时任国家环保总局局长引咎辞职，进一步奠定了行政问责在政府自身建设中的重要地位。

　　今年9月，中国再次发生重大危机事件，三鹿奶粉事件震惊中外，这直接导致国家质检总局局长李长江引咎辞职。与此同时，山西省发生重大溃坝事件，2003年因非典被问责的孟学农二度引咎辞职，被免去山西省省长的职务。

　　这一系列的问责案例表明，党和国家对于行政首长的问责已经从个案变成常规：只要发生重大事故，并有证据表明行政首长应承担领导责任，就可能追究其行政责任，让其引咎辞职，免去现任领导职务。

　　不过，在为问责的成绩而高兴之余，各个方面也展开了积极的思考，从制度上来说，引咎辞职到底有什么讲究呢？有没有明确的标准？对官员承担领导责任的处罚往往是免职，免职是否是实质性的处罚？免职以后官员的出路如何安排？

　　一般人认为，免职，意味着丢乌纱帽，意味着失去了一切。但这实际上是一个误解。免职，在制度上是免去现任领导职务，原因可以是年龄到期，或者任职到期，或者考核不合格。而引咎辞职，是指党政领导干部因工作严重失误、失职造成重大损失或者恶劣影响，或者对重大事故负有重要领导责任，不宜再担任现职，由本人主动提出辞去现任领导职务。如果引咎辞职的申请被批准，其结果往往是免职。根据相关规定，被免职的干部在新的岗位工作一年以上，实绩突出，符合提拔任用条件的，可以按照有关规定，重新担任或者提拔担任领导职务。显然免职并不是一种严厉的处罚措施，实际上可能是一种正常的岗位调动，只有当免职后安排的岗位不如现任岗位，如非领导职务，才可以算是一种处罚。

　　免职之后官员一般都会被安排一个非领导的职务。有些情况下，即使在免职后没有新的任职，或者其新任岗位级别不如原来的领导岗位，其级别和待遇都不会发生变化。正是这一点，引起了各方面的质疑。

　　笔者看来，从政治基本道理来说，因重大事故承担政治责任而引咎辞职，受到各方面的支持，并进而维护党和政府的威信，从而更好地处理事故，这说明引咎辞职有良好的民意基础，是正确的。被引咎辞职的官员复出如果受到各方面的质疑，就说明这种做法缺乏良好的民意基础，需要慎重为之。所以，从党和政府的威信来考虑，因重大事故被问责的官员除非有特别的情况，一般不能在制度上安排东山再起，这不利于党和政府的威信，也不利于这些东山再起的官员更好地开展工作。

　　这就涉及到这些官员被免职之后的生活出路问题。从制度上来说，给其带薪带级别休假式的待遇，是可行的选择，这适合于极少数任职多年而且岗位极其重要，不适合再去企业、社团、大学等政府外机构任职的官员，但不适合很多干部。对于涉密官员，在解密前也可以让其保留现有待遇。对一般官员来说，可以从失业保险、医疗保险和社保入手。失业保险，可以让官员在失去职务后找到新的工作之前有一个过渡期，让其可以通过失业救济金维持生活。在社会保障个人账户时代，也可以给他们设立医疗社会保障个人账户，从而使其在离开政府任职后并不会失去应有的医疗和社保利益。这样，就解决了因问责而卸任的官员的出路问题。

　　（作者系中国人民大学公共政策研究院执行副院长）

（责任编辑：李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