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媒在巨灾面前的优秀答卷--真实跑在谣言之前

　　主持人：黄月平

　　特邀嘉宾

　　刘建明（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教授）

　　尹韵公（中国社科院新闻与传播研究所所长）

　　闵大洪（中国社科院新闻与传播研究所研究员）

　　汪玉凯（国家信息化专家咨询委员会委员）

　　洪大用（中国人民大学社会学系教授）

　　阚敬侠（中华全国新闻工作者协会调研员）

　　第一时间及时报道，全天候、全覆盖连续报道，多种媒体联合作战是这次抗震救灾报道的特征

　　主持人：在这次抗震救灾的报道中，中国媒体立刻行动起来，连续奋战至今，以出色的表现赢得了党中央的高度褒扬，赢得了广大民众的一致好评，也赢得了国际媒体界同行的尊重。这次抗震救灾报道与以往突发事件报道模式相比，有什么新特点？

　　刘建明：一是媒体反应迅速及时。在汶川大地震发生32分钟后，中央电视台即作了报道；52分钟后，新闻频道推出直播特别节目《关注汶川地震》；在温家宝总理乘机降落成都10余分钟后，《新闻联播》播出了温家宝总理在专机上的重要讲话。接着，央视又推出专题报道《抗震救灾众志成城》。新华社、人民日报及四川电视台、北京电视台、美联社、英国金融时报等一大批中外记者同时或陆续赶赴灾区。记者亲临抗震抢险前沿，以目击、高效、透明的报道在第一时间筑起抢救生命的热线，把惨不忍睹的灾情、军队抢救生命的冲锋陷阵告诉全国和世界人民，获得全国、全世界人民的高度赞誉。新闻报道最主要的特点是时律性，在实时中报道新闻，新闻踏着事件的脚步报道，符合新闻的本质，遵循了新闻规律，决定新闻产生最佳的传播效果。

　　二是记者运用连续报道方式，展现突发事件的延展过程，把新闻的真实性确切而逼真地推进到巨大的社会空间。央视一套、新闻频道和央视四套打破了平时的节目安排，不间断地直播从抗灾前线和全国各地发回来的消息。从成都到都江堰、绵阳、北川、汶川，从北京街道、海岛、部队到国家领导人的身影，央视记者的报道与道路开通的速度同步前进。新华社也在第一时间从前方发回了重要报道。14日中午12时多，新华社记者随直升机抵汶川县城，连续发回图片报道。

　　三是多种媒体的联合作战。电视、通讯社、报纸和网络几乎在同一时间聚焦这一重大突发事件。各类媒体以各自的视角、独特的手段和新闻形式再现了中国人民抗震救灾的大无畏精神。整个报道动用了所有类型的媒体，特别是央视全天候的动态直播，使地震真相全面的反映出来。

　　不同媒体具有不同的信息效应，多种媒体的共同参与再现了事件的不同维度，提供了一个立体的世界。电视是感官媒介，具有提供“眼见为实”的效力，在本质上是社会的视觉器官。报纸是思维性媒介，倾向于建构新闻的意义，铸造事实固有的宣示力。网络则是大众的舆论媒介，具有广泛的舆论扩散力，成为社会思潮和社会心态的镜子。但它们都是信息媒介、思想媒介和情感媒介，在这次大震中，这三类媒体的配合和互动，捕捉到灾区的一切信息和真实的社会感奋。特别是电视和网络的“滚动报道”，即时更新信息，展现了抢险救灾的逼真进程和伟大壮举。立体地再现了巨大的灾难和全国人民的众志成城的斗志。

　　四是打破了以往突发事件报道模式，冲破了新闻披露的“单一化”、“单渠道”、“单音讯”的模式。过去，每当发生重大事件，总是遵循“有关方面发统稿”的方式，限制其他媒介介入，广大受众得不到多方面的鲜活信息。这种“一个声音”、“一个角度”、“一种解释”、“一种理解”的“四个一”的报道惯例，违背人们对客观事物认识的规律，很难揭示新闻事件的全部真相。这次灾情报道改变了这种新闻思维，几百家中外媒体同时参与报道，使十万多平方公里的灾区都在媒体的视野内，几十万抢险救灾的大军的可歌可泣的事迹被媒体全面反映，广大受众看到了整个灾害事件的多重动态、无数感人的场面。

　　五是在灾情和抢险报道中，体现了记者的高度责任感、职业精神和专业素养。记者活跃在第一现场，亲历余震的威胁，无数震撼性的场面历历在目。在灾区第一线的中央和地方记者，真实介绍了灾情和无数感人细节，塑造了他们的职业使命感。中央台一线记者边流泪边报道，他们连夜奋战，不肯休息，他们说：让全国人民、世界人民知道我们如何关爱生命！四川电视台的记者说：“我们必须在工作岗位上，宣示党和政府的重大部署和救灾的万分火急，满足受众的信息需求，最大限度地守望家园，是新闻人的重大职责。”当记者没有亲自遭遇某一事件、不能确信这一事实是否发生时，不能盲目听信他人的意旨和叙述，记者要亲临现场获取第一手材料，是新闻记者的天职。这次救灾报道，充分体现出我国记者对记者使命感的深刻理解。

　　这次汶川大地震报道证明：媒体不仅具有巨大的传播和宣传作用，还具有强大的组织和动员作用

　　主持人：此次汶川地震之后第二天，中国的部分主要媒体就向全国各地民众发出了行动起来，支援灾区的号召。中国媒体实际上不仅起到舆论动员的作用，也发挥了强大的社会组织和社会动员作用,是这样吗?

　　闵大洪：从传播学的角度来看，这次汶川地震的新闻报道是一种“媒介事件”。何谓“媒介事件”呢？著名传媒研究学者丹尼尔·戴扬和伊莱休·卡茨把它界定为“一种特殊的电视事件”，指的是对电视的节目性收看，特别是那些令国人乃至世人屏息驻足的电视直播的历史性事件。香港中文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教授马杰伟5月19日发表文章《四川地震与媒介事件》指出，汶川大地震犹如强大的磁石一样，把世界各地（尤其是华人社会）的人卷入灾区群众的悲喜交集之中。文中写道：“今天的分众社会，媒介各自吸引不同的社群。但在媒介事件之中，媒介成为整合大众关系的平台，人数之多往往史无前例，而这种大整合的现象，正罕有地让各方政治力量重新争取大众认同，媒介事件在政治、社会、文化上的重要性亦在于此。因此大灾难的重大影响是集体认同。”文中还写道：“温家宝无疑是这次天灾的魅力领袖，他连日来奔波于灾难现场，不辞劳苦慰问苦困中的弱小、为士兵医护人员打气、指令救人是‘重中之重、争分夺秒’”。温总理的身体力行令人敬佩、动容。媒介事件之中，英雄的出现往往能成为标示性的象征。

　　实际上在这次地震中各条战线涌现出众多的平民英雄，也涌现出展现大爱的无数普通人。因此中国媒体的抗震救灾报道始终本着以人为本、生命高于一切的理念，弘扬救死扶伤的人道主义。报道激励着中国人民抗震救灾的决心和信心。网络媒体更是通过独特的功能，开设了网上捐款、网上义捐拍卖、寻亲、网民哀悼、网络公祭、关爱孤儿等诸多平台，让广大网民便捷地表达哀思和奉献爱心。媒体界在向社会发出募捐呼吁的同时，也向灾区献上一份自己的爱心。截至5月20日上午10时，北京网络媒体成员单位（网站）捐款5367.6万元，网站员工捐款811.7万元（其中含某些网站高层个人捐款225万元），通过在线募捐网友、企业捐款高达6.6亿元。5月18日晚，中央电视台承办的“《爱的奉献》——抗震救灾大型募捐活动”，将全社会的募捐活动推向了一个高潮。据悉，这是建国以来我国宣传文化系统最大的一次募捐活动，结束时现场共募集各类款项超过15亿元，创下一次性募捐活动的最高纪录。媒体不仅具有巨大的传播和宣传作用，还具有强大的动员和组织作用，在这次抗震救灾中再次得到证明。

　　这次汶川大地震报道，给受众最深刻、最漂亮的印象，就是信息传播的及时、公开和透明

　　主持人：这次抗震救灾报道中，给国内外留下的最大印象就是信息的公开、透明和及时，请您谈一谈这次报道信息公开的具体情况。

　　尹韵公：这次汶川大地震报道，给全国人民乃至全世界受众最深刻、最漂亮的印象，就是我们的信息公开达到了最大化、最优化。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新闻史上，重大突发灾害性报道达到这样的信息公开程度，是史无前例的。一是信息发布快，许多重要资讯都是在第一时间报道，始终掌握着灾情发布的话语权和主导权；二是信息透明度高，地震引发的灾难性后果，我们决不隐瞒，也从未隐瞒，已知死多少人就报多少人，城市损毁是什么样子就报什么样子，遇到困难是什么就说什么，工作进展到什么程度就说是什么程度，不掩饰、不夸大任何信息，敞开天窗，阳光运作，使广大群众对灾区的了解达到了媒体掌握了多少信息、受众就知道了多少信息的知情程度；三是信息内容丰富多样，全方位展开，海事卫星连线，多维地形图像生动宣示，令人叹为观止，尤其是24小时滚动报道方式，更是空前未有。汶川大地震新闻报道的丰富性、多样性、及时性、准确性，在中国新闻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它必将以标志性的经典之作，载入国史！迄今为止，惟一可以与之比肩的，只有20世纪80年代发生在日本的阪神大地震及其新闻报道。因此，我们可以自豪地说，我们的新闻表现，在世界新闻史上也是少有的。

　　主持人:这次抗震救灾的报道为什么会成为政府信息公开的范本？

　　尹韵公：归结起来讲，之所以出现这样成功的范本，根本在于两条：

　　一是依赖于政府的开明态度、开放胸怀。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坚持把体现党的意志与反映人民心声统一起来，坚持以人为本的思想，突出人民群众享有知情权、表达权、参与权和监督权，既然人民群众是国家的主人，人民群众理应有权利了解和知晓国家发生的大事，理应清楚事件的原委本末和发生过程。从这个意义上讲，信息公开是人民当家作主的本质体现之一。可以说，如果没有中央政府的开明心态和开放胸怀，新闻报道肯定就不可能做得今天这样漂亮、这样成功，令人民群众这样满意。

　　二是依赖于信息传输技术的巨大进步。过去一些重大突发灾害性事件发生，我们做得不够理想或者很不理想，实际上既有政治文化的因素，也有资讯技术落后的原因。而在今天，人类的信息传输能力达到空前程度，谁的信息传输能力强、谁运用信息传输的能力强，谁就拥有强势地位。在当今世界，人们掩饰和捂盖信息的能力越来越弱化，因而新闻的先发优势越来越强化，新闻的后发优势越来越矮化。所以，在信息化时代，抢占第一时间的先机，是掌握新闻报道话语权、主导权的第一要务。这次汶川大地震报道，我们动用了信息传输技术的十八般武艺，从天上到地下，从卫星到DV，所有手段一起上阵，将地震灾区的信息全面、丰富、准确、及时地向国人报道，向世界展示，从而赢得了国人和世人的普遍赞誉。从这个意义上讲，这次汶川大地震报道，是对我们新闻队伍掌握和运用信息传输技术能力的一次全面检验。可以自豪地说，我们的媒体向党和人民交上了一份优秀答卷。
　　媒体及时、公开的信息披露，对抑制谣言、避免恐慌发挥了积极作用

　　主持人：那么，如何看待信息公开在处理公共危机中的作用和影响？

　　洪大用：在管理公共危机过程中，如何进行信息处理非常重要。公共危机由于其突发性，使得有关它的信息常常很不充分；而由于公共危机的危害性，使得公众又非常关注公共危机。这就要求政府在危机发生后，要高度重视信息的密集搜集，尤其是要高度重视信息的及时发布和公开，这样做既是保障公民知情权的客观需要，更是正确应对危机的客观需要，信息公开透明是有效管理危机的重要机制。

　　危机管理中信息公开透明之所以非常重要，首先是因为对相关信息进行封锁，不能及时准确地发布信息，势必会造成流言漫天飞，引发公众恐慌和对政府的不信任，如果到了这一步，危机的处理就非常困难、非常被动。因此，在处理公共危机时，应当充分利用主流媒体，通过与媒体的有效合作，使公众及时准确地掌握全面信息，避免由于信息缺乏和通过非正式渠道获取信息而引发的社会恐慌。我们这次应对汶川大地震，就做到了非常充分的信息公开，在地震发生后，很快各类媒体就对地震以及抗震救灾的相关信息进行了充分报道，对抑制谣言、避免社会恐慌发挥了非常积极的作用。

　　再次，及时公开信息还可以汇聚民智、集思广益，促进科学决策，支持危机管理。这一点在这次抗震救灾过程中也有体现。比如说，根据网络报道，一位熟悉汶川灾区地理情况的网友在网上发布帖子，指出了救灾飞机在汶川降落的适当地点，就为紧急救援工作作出了重要贡献。还有很多专业人员、国际友好国家和人士在获悉灾区真实信息后，也努力提供专业化的支持和帮助。这些对我们科学应对地震灾害明显都是有利的。

　　尹韵公：我们新闻报道的成功，是全面实践政府信息公开的一次伟大胜利。首先，信息公开是发生重大灾害突发事件时，最好的社会稳定剂。重大灾害事件的突然发生，人们的心理普遍恐惧，社会普遍慌乱，人们的精神状态容易诱发错乱，进而引发社会的灾难性全面伤害。在这种情况下，信息的及时公开、准确公开，就成为医治社会和人们心理最好、最有效的稳定剂和镇静剂。这次汶川大地震发生后，人心安定，社会稳定，与我们的信息充分透明、全面公开有着直接的关联。

　　汪玉凯：这次汶川地震灾害报道及时进行信息公开，作用非常大。第一，地震发生后，党和国家领导人第一时间召开紧急会议部署抗灾救灾工作，温家宝总理和胡锦涛主席前后奔赴灾区，甚至把指挥部都搬到了地震中心，领导抗震救灾工作，这些主要领导人的信息披露以后，在社会上引起了非常强烈的反响，不仅对有效地组织赈灾有利，而且给受灾群众和整个社会信心上以巨大的鼓舞，这种示范的榜样力量，通过电视、报纸、广播等各类媒体广泛传播之后，产生了强大的感召力和号召力。

　　第二，这种及时、公开的信息披露，给第一时间的救援提供了保障。所以我们要千方百计地抢修在地震中那些中断了的通讯。在信息搞清楚之后才有利于我们做进一步地救援工作。这次抗震救灾工作中部队的调动都是公开透明的，第一时间就向社会进行了披露，这些都对救援工作产生了非常大的作用。

　　第三，及时、真实的报道深深地感动了世界，世界各国的媒体没有条件进入受灾现场进行报道，我国政府、传媒等各个方面的信息披露为他们进一步报道震情提供了素材，这样就使中国的震情、灾情在全世界得到了传播，引起了全世界各国政府和人民的广泛关注。很多国家为我国灾区提供了大量的救灾物资、人员等方面的援助。这些与我们对这次灾情的信息公开披露都有关。

　　汶川大地震报道中的信息公开,凸现我国新闻传播法治的巨大进步

　　主持人：今年5月1日，《政府信息公开条例》正式实施，有人认为汶川大地震的新闻报道，是政府进行信息公开交出的第一份答卷。应如何看待这个问题？

　　刘建明：这次大地震一发生，政府相关部门就毫无保留地让媒体发布真实的新闻，支持媒体全面报道灾情和救灾抢险活动。新闻报道如何应对突发事件，公开、及时、准确地报道事实全貌，在我国经历了一个巨大的转变过程。在三个月前的南方雪灾时，信息披露滞后，起初的报道轻描淡写，灾情未能得到充分反映，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救灾工作。在2003年的非典期间，媒体未能及时报道，造成社会对非典的危害性重视不够，一定程度上延误了救治时机。过去披露信息的思维一直陷于“先外后内、先官后民”的定式，势必自找麻烦。

　　抗击非典成为我国信息管理的转折点。2003年5月，国务院颁布了《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条例》。但是《突发事件应对法》草案一审稿曾规定：新闻媒体违反规定擅自发布有关突发事件的信息或报道虚假情况，情节严重或者造成严重后果的，处5万元以上10万元以下罚款。这一规定引起社会各界广泛关注和争议。在2007年二审稿删除了此项规定，媒体欣喜地称赞为“解禁”。就在汶川大地震发生前10多天，《政府信息公开条例》于5月1日正式实施，被媒体解读为“阳光政府”的又一重大举措。这次灾情的全面公开是我国政治文明的重大进步。

　　阚敬侠：这次新闻报道的巨大成功，其实是建立在我国新闻传播法治日益取得巨大进步的基础之上，2007年11月1日施行的《突发公共事件应对法》和今年5月1日实施的《政府信息公开条例》，是最显著的两个标志。自这两部法律制定和通过之时，我国新闻传播法治就已经大大前进了一步。当其制定之时，我国人民和多数政府机关已经逐渐形成了信息开放、民主、法治的观念。当人们对3·14拉萨骚乱、4月初的安徽手足口疫情以及4·28列车相撞事故中的信息公开还颇多质疑之时，又发生了汶川大地震。这次地震虽然是大灾难，但对于中国人民和中国政府来说，也未尝不是没有收获。这就是，我们开始学会正确面对各种突发的责任事故和自然灾害，学会一切以人民利益为重，充分发挥新闻媒体基本的信息传播功能，将政府的应对措施迅速公之于众，使之起到沟通信息、凝聚人心、预防灾害和指导灾难救援工作的极其重要作用。

　　换一种角度，我们会看到，任何国家、社会和民族的发展，大都是在克服灾难的过程中逐步得以实现的。灾难常常不可避免，重要的是我们要学会正确面对和科学预防。2008年北京奥运会是我们经济发展成就的象征，但它不代表我们的国家和社会发展已经十全十美。已经发生的灾难提醒我们，我国必须坚决地实行科学发展的道路。而关于灾难的全方位公开报道，无疑是科学发展的第一步。对灾难的及时、公开报道是减轻和克服灾难的良好基础，是人类新闻传播制度的科学发展之路，是我国新闻传播法治的巨大进步，更是我国社会发展的巨大进步。

　　这次全天候、全覆盖的灾情报道，大大提高了我国媒体在世界的公信力

　　主持人：这次全天候的、全覆盖的灾情报道，是否提高了我国媒体的世界的公信力？

　　刘建明：信息公开化有力推动抗震救灾工作的进展，也必将推动我国各领域的改革开放。从历史发展看，这次新闻媒介的公开化成为社会进步新的里程碑，打开我国新闻走向世界的路径。

　　这次全天候的、真实的灾情报道，大大提高了我国媒体在世界的公信力，大大增强在全球受众中的影响力。当媒介发出救灾、捐献的动员议程时，受众毫不犹豫地响应，显示了我国媒介权威性的空前提高，也必将培植今后受众获取信息依赖主流媒体的心理。这一媒介公信力的形成，在于提供真实、全面、及时的信息，让人们看到事实感人的情景，以往说空话、套话的新闻一扫而光。新闻媒介敢于说真话，媒介公信力就有不可动摇的基础，这是媒介吸引受众的根本原因，也是赢得人民信任的前提。媒体走到人民中去，反映他们的境遇，履行人民代言人的崇高责任，是媒介公信力的重要表现。这次抗战救灾的报道，体现了我国主流媒体是人民利益的反映者，是人民情感与苦难的表达者，因而受到人民的赞扬。

　　闵大洪：改革开放30年后的今天，中国不仅综合经济实力上了大台阶，应急处理能力和抗灾救灾能力也有了很大的提高。在新闻传播领域，从媒体在灾难发生时的缺席、失语到能够及时全面报道并努力形成新的机制的趋势不断加强。这是中国社会的进步，这是中国媒体的进步。香港最新一期的《亚洲周刊》发表评论《废墟的信息，拒绝信息的废墟》，文中指出：“在四川废墟中站起来的信息自由大国，是一个更有文化耐震力的中国。四川大地震，震碎了多少的生命，却震不碎中国的人心。多难兴邦，大面积的灾难，却侵占不了人心的方寸之间。只要信息全面开放，就掌握了救灾的武器。”

　　此次抗震救灾的新闻报道所发挥的重要作用，是具有启发意义的

　　主持人：此次抗震救灾的立体新闻，对我国以后的新闻报道有什么启示意义？

　　刘建明:现代新闻媒介一出现，每个媒体都面对许多竞争者，新闻时效是赢得受众、战胜对手的极其重要的原因。在传媒遍布全球时代，媒体如果不迅速地向外界披露新闻，就等于跟在别国的媒体后面跑。高时效的新闻不仅先声夺人，成为社会议程的首席设置者，而且是提高新闻影响力的重要因素。时效在一定时间内对媒体的成败具有决定性作用，时效同真实性一样，也是新闻的生命。

　　新闻时效决定受众对事件的反应速度，能给受众应对紧急事件提供采取补救措施的时间。高时效的报道培养受众的接受能力，使公众在极短时间内把握世界的变化。人类正生活在高时效时代，知识更新和信息更新的速度超出人们的想象，报道迟钝不仅不能反映时代的前进步伐，而且也无法让受众及时认识瞬息万变的世界。

　　今天是网络与电视主宰传媒的时代，网络的受控程度和形式具有多样性，网络的捷足先登使报纸、电视和广播不敢怠慢，不能不提高信息的公开性和透明度。手机新闻不仅范围广，而且更新和传播的速度快，网络和手机都可摄取图像，任何掩埋事件真相的企图都会落空。手机的“贴身”特性，使信息传播在任何时间、任何地方和任何人中进行，从而突破了时间、空间与对象的限制。在新兴传媒的挑战下，无论电视和报纸只有像报道汶川大地震那样开放、及时、昼夜而战，才能赢得受众。

　　新闻媒介每天提供发生在世界各地的消息，让人们知道外界的变化，充当社会的感觉器官。人们从新闻中知道公共生活的动向，得到公众对共同问题和公共利益问题的意见，从而制定应付问题的对策，发挥正确意识形态的积极作用。从根本上说，政府的正确决策在很大程度上依据媒介的报道，媒介的监督又会制约政府的错误行为，因此，尊重媒介的报道，是政府获取正确执政方针和执政能力的源泉。此次抗震救灾的立体新闻，给政府提供了全面信息和深刻思想，对政府思考我国防灾救灾等许多问题是一面难得的镜子。

　　记者迅速深入灾区一线，多种媒体联合作战，全天候滚动报道，是这次抗震救灾报道的特征。图为《解放军报》、《参考消息》等对汶川大地震的相关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