官员公选探索：突破与争议并存

　　编者按

　　２００８年岁尾正向我们走来，回首全年，公推公选、信息公开、官员问责等政界有很多事件成为舆论关注点。我们将在１２月份推出政界变革年终盘点系列报道，透视今年以来我国官员从进入、理政到退出整个过程中的热点现象。

　　１１月３０日，２００９年度国家公务员考试开考，全国有７０余万人参加考试。本期就从我国公务员进入通道的探索尝试说起，盘点今年各地在公推公选中的新现象。

　　■政界变革年终盘点（１）公选篇■本报记者孙东辉

　　公开亮相、演讲答辩、竞争上岗，最近在各地举行的政府官员公推公选中，一系列举措让官员选任中的民主气息更浓，这促进了优秀人才的脱颖而出。更大规模的选拔数量、更加重要的选拔岗位、更具竞争的选拔方式，通过程序和细节上的改善，各地干部人事制度改革正在深入推进。

　　广东样本：入选的党外人士

　　历时３个多月，经过笔试、面试、公示、组织考察、征求意见等层层考验，广东面向全国公开选拔的１００名优秀年轻厅处级干部最终人选和任职方案已经确定。百名干部名单一经公布，就引起了社会各界热议。

　　据公布的名单，３７岁的安徽省蚌埠市蚌山区副区长王玲拟任职佛山市副市长，其无党派、女性的身份尤为瞩目。

　　 “我们得改称她为王副市长了，在万人评委中脱颖而出不容易，希望以后能多交流，把佛山经验引入到蚌埠来。”安徽省蚌埠市委组织部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负责人在电话中笑着对中国经济时报记者说，“王玲综合素质高是公认的，至于你问的无党派、女性的身份对她当选佛山市副市长有多大‘帮助’，我不好评价。”

　　蚌山区副区长宋志曾与王玲的办公室隔壁相连。他对本报记者说，王玲为人亲和，专业功底扎实。该区十分重视“年轻、知识型”干部，“她是蚌山区最年轻的副区长，也曾被安徽省选派前往美国学习。”

　　 “分管什么会按组织程序走，还没到能透露的时候，可随时关注政府官网。”广东佛山市委组织部工作人员对本报记者说，王玲将成为佛山史上最年轻的女副市长。佛山的１１个职位中，有４位是女性。入选人员相关调动手续争取１１月底完成，但他们何时赴任，仍需等待广东省委组织部安排。“王玲还需通过佛山市人大常委会任命方算正式上任。”截至记者发稿时，佛山市政府网领导成员一栏中，还没有看到王玲的名字。

　　广东省此次公推公选，为党外干部设立了“专门通道”。广东省委组织部提供的一份材料显示，对于这次全省公推公选的４３名副厅级领导干部，该省规定，推选的６个组别中要有民主党派和无党派，全省８个民主党派分别在本省范围推荐本党派干部２名，无党派干部由省委统战部协助推荐２名，共１８名人选独立成为一个组，竞争择优产生５名人选，然后根据个人德才条件分别在发改委、建设厅、农业厅和高校担任要职。

　　各地涌动公选潮，多环节有突破

　　 “就是要打破少数人在小范围内选干部。”中央党校教授赵虎吉对本报记者介绍，各地公选呈现“面广量大”的特点，在程序、面试、评委、考察等方面也有较大创新与突破。像广东为在制度设计上体现公平，采取“大评委制”以防止和克服“少数评委选人”的弊端。

　　进入２００８年，北京、山西、吉林、浙江、安徽、河南、广东、广西、青海等地加大干部人事制度改革力度，进一步拓宽选人用人视野，面向国内外公选副厅级干部，引起了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

　　９月２３日，浙江省首次通过电视、网络，向社会公众直播省级机关副厅级领导干部职位竞争选拔的面试，共有８位候选人参加面试。从９月３日启动以来，共有来自全国的３６４６人报名，竞争３８个省直单位领导职位、１５个省级机关处级岗位和６６个主任科员以下公务员岗位。这是浙江省历史上推出职位最多、涉及面最广的一次领导干部公开选拔。

　　７月１４日，贵州省贵阳市举办区县　党委书记人选“公推竞岗”演讲答辩和民意测验大会，并通过电视、广播、网络全程直播。将近８个小时里，２０名竞争贵阳市４个区县　党委书记的“考生”走上前台，接受公开“考验”。决定１４日电视演讲答辩结果的，是由设在主会场和四个分会场上的近千名“民意”代表。而这样的民意测验在选手的综合成绩中占３０％。而此次公推竞岗贵州县委书记在我国实属首次。

　　在选举环节设计上，各地突出体现了民主、公开、竞争、择优原则。广东省委组织部提供的材料显示，广东在面向全国公开选拔百名厅处级干部的过程中，单次面试、测试环节的评委最少的有５５人，最多的达３８０余人，整个公选过程参与的评委总数超过１万人次。

　　另外，安徽省公选副厅级领导干部面试考场内，７名旁听人员中有５名是来自基层的省级以上“两代表一委员”；在面试环节上，山西增强命题的针对性，注意考察干部运用理论、知识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还引入了情景模拟等测试方法；在组织考察环节上，山西省既坚持群众公认、注重实绩的原则，又防止简单地以票取人。

　　突破伴随争议，竞争选官仍需探索

　　 “演讲中承诺的会说话算数吗？如果说了不办我一介草民也没办法，又不是老百姓考核干部。”浙江宁波市民汪利民对本报记者说，官员公选过程中，起决定因素的还是各级领导干部，基层群众的声音很微弱，“基层党员群众参与的程度能否更高一些呢？”

　　在安徽省公推公选中“入围”的处级干部刘先生则对本报记者说，参与投票代表的构成并不一定群众代表越多就越科学，因为政府职能部门分管领域不一样，需要的专业技能和综合素质也不同，对人选的评判因此需要更多的专业人士来进行。

　　接受本报记者采访的专家普遍认为，近年来，在现行干部体制框架内，从公选“村官”，到公选厅局级干部，再到今年广东公选副市长，作为民主实践的公推公选，被视为干部人事制度改革的一种进步。

　　国家行政学院教授汪玉凯对本报记者表示，全国公选潮流在时间上紧密承接在十七大前后完成的地方各级党委政府换届，其旨是为科学发展提供可靠的政治和组织保障。

　　如何有效解决以不正当手段获取选票的问题？中央党校教授戴焰军对本报记者说，既然是选举，就会有竞争。但对于竞选，需要有明确、公正、严格的程序规定，那种通过暗箱操作、贿选、舞弊、人为操纵等不正当手段来获取选票的行为应当坚决克服。

　　 “现阶段，选举采取何种方式是次要的，重要的是，要把最优秀的人选拔到最重要的岗位上。”赵虎吉则认为，随着干部人事制度改革的大力推进和不断深化，中央对选人用人科学化、民主化、制度化的要求也将进一步明确具体，今后公选力度有望加强，但“政治上应谨慎，控制住秩序。”

　　汪玉凯表示，这次思想解放从落实科学发展观切入，但它的最终落脚点不会简单地停留在经济层面，必然要涉及政治层面。中国的行政体制改革要想持续深入，解决结构性的问题，真正有突破，关键是要解放思想，必须对现行体制——包括行政体制、政治体制进行深刻的变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