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把青春献给你－－记上海长宁区房屋土地管理局副局长安君英

一
　　在对安君英进行采访前，记者和大多人一样，印象里从事城市建设拆迁的人应该是人高马大、凶神恶煞，动辄逼迫百姓流离失所，实在谈不上可亲可爱。虽然此前也听说安君英号称“动迁状元”，亲手动迁居民2万多户的数字令人叹为观止，但对于她如何能真正做到“人民满意的公务员”，心里还是有点怀疑。

　　直到见到这位50岁的中年妇女，见到她脸上一直挂着的慈祥的笑容，听她讲述从事动迁工作32年来的酸甜苦辣，听她的同事七嘴八舌插话介绍她故事背后的故事，记者才渐渐开始体会到什么叫“三百六十行，行行出状元”，什么叫“甘洒热血写春秋”；才明白在动迁这样一个在别人眼里注定是吃力不讨好、注定是得罪人的岗位上，安君英没有白白奉献32年的青春，她用超凡的人格魅力感染了每一个动迁户，用实实在在的行动“让人民满意”。

　　“动迁工作无小事”

　　不破不立。城市的建设常常是以拆除旧建筑为前提的。当人们惬意地享受着内环线、外环线、地铁、立交等现代化交通设施带来的便利时，当人们陶醉于灯红酒绿、高楼林立的繁华时，很少有人能想到，拥有这些眼前美好的一切是以拆除原先破旧的平房、阴暗的阁楼、狭窄的小巷为代价的。近年来，随着上海向建设国际化大都市的目标迈进，市政建设、旧区改造的任务日益艰巨，需要动迁的市民数量上百万。如何保证这些市民及时、有序地搬迁？像安君英这样的动迁工作者应运而生。

　　“1972年我刚参加动迁工作的时候，主要是出于旧区改造的需要；到了90年代，因为市政建设而需要动迁的比例就占了大多数；而现在，整个长宁区已经没有了成片的旧建筑区，动迁工作更多的是为重大交通工程服务了。”安君英说，“但不论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动迁，对于整个上海来说可能是微不足道的小变化，对于动迁的这个家庭却是天大的事情，关系到他们生存环境的巨大改变，所以我一直认为，动迁工作中，没有一件是小事。”

　　安君英有个形象的比喻：动迁工作者好比一座桥梁，一头连着上海城市发展的大局，一头联系着群众的切身利益。作为政府公务员，在动员群众动迁的过程中，动迁工作者往往代表的是党和政府的形象，做得好了，群众感谢和认可的是政府；做得不好，他们就会把怨气归咎于政府乃至整个社会。

　　为了让每一家动迁户都能对政府满意，安君英费尽了心思。在每次制定拆迁方案前，她都要详细了解基地上有多少下岗人员，多少残疾人，多少年龄大的老人，多少特困户、低保户；详尽分析每家每户可能出现的困难情况，制成表格，在此基础上认真修订拆迁方案，有时要反复修改十几次！安君英的同事都说她的脑袋是“电脑”：每次动迁工作刚开始不久，她就能清楚地说出每家动迁户的情况；只要做过工作的动迁户，下次隔很久见面她还能叫上人家的名字。“其实我也没有什么特异功能，无非是对工作投入得多，特别放在心上，所以就记得牢了。”安君英说。

　　“把不可能变成可能”

　　我们采访安君英事迹时，和她一起负责中环线长宁段拆迁工作的上海中山建设事业发展公司副经理时年成手上厚厚的石膏引起了我们的注意。就在8月20日下午，他在去中环线长宁段仅剩的一唐姓“钉子户”做拆迁动员工作时，被该户人家从楼上扔下的砖块砸伤，左手中指骨折，颈部软组织损伤。

　　当时安君英正在北京出差。出差前，她已经上门唐家十来次了，磨了多次嘴皮子，工作就是做不通。从北京一回到上海，她就立即问询这户的动迁工作进展情况。当时已经是晚上十点多了，接她的同事不忍让她操心，便隐瞒了真实情况。细心的她还是立即发现了真相，次日一早便赶去唐家做工作。

　　在安君英赶赴唐家前，砸伤时经理的大儿子已经被刑事拘留，政府已经下了通知书同意对该户强制拆迁。出事之后，没有人再敢靠近唐家一步，生怕再有危险。但安君英却坚持要到唐家做最后的努力。时年成说到这里，感慨道：“她这个人就是有这么个劲头，不到最后一刻就不放弃希望，最后奇迹往往也就发生了。”那天，安君英顶着高温，马不停蹄地奔波于唐家和看守所之间，耐心地劝说唐家人主动搬迁。唐家人终于被感动了，8月22日在拆迁指挥部青年突击队的义务帮助下迅速搬离了旧居。

　　把不可能变成可能，这样的信念支撑着好强的安君英和她的同事们多次面临困难迎头而上，最终取得了胜利。多少次，她在强迁前的关键时刻抢下了“钉子户”手中的菜刀、开水壶；多少次，她迎着动迁户的冷言冷语和辱骂声，用真诚换得了他们的理解和支持……在华山绿地动迁过程中，由于APEC会议时间紧，上级要求400多家动迁户必须在一个月内搬离，结果安君英他们花了23天就完成了任务；在延安西路高架SW匝道建设中，原本要求900多户居民2个月内搬离，他们仅仅用了40天的时间！

　　“动迁户是我亲人”

　　奇迹产生的背后是安君英付出的巨大努力。以延安西路高架SW匝道工程为例，当时16幢动迁户900多户居民原先都使用的是管道煤气，而动迁后则需要换成罐装煤气。按照惯例，要把退管道煤气、换煤气证、买煤气罐、装灶头这几道手续办完，每户就至少得花上1个星期。安君英在听到这个情况后冒出一个念头：能不能由搬迁公司直接和煤气公司联系，把多个换装手续集中到一个地点办理？

　　煤气公司听了安君英的话笑道：这在历史上从来都没有过先例！可是经过一番交涉商量，安君英成功地开创了这个先例。每个动迁户只要拿上搬迁证明，就可以到煤气站一次性完成所有手续，直接把安装好的煤气罐和灶头拉回家，当天就可以开火烧饭。

　　安君英说：“从小我母亲就去世了，我又没有兄弟姐妹，所以我每次踏进动迁户的家门，看见他们一大家子好多人那么热闹，就会觉得特别温馨，就觉得他们好像我的亲人似的。所以我在做动迁工作时，总是愿意把自己摆到动迁户的立场上去考虑问题，凡事先想想如果我自己遇到了会怎么办，这样就能周到一些，动迁户也更容易接受一些。”

　　就是怀着把动迁户当作亲人的信念，把动迁户的事当作自己的事的态度，安君英一一化解了动迁户对动迁工作的不理解、不合作，成了动迁户的贴心人。在上海“三横三纵”主干道工程中，一大批居民迁至浦东新区，许多居民子女面临转学需求。由于当时浦东教育设施不全，当地教育部门拒绝转学。安君英和经办人员前去求助，对方借口开会，把她挡在门外。安君英就坐在马路旁，一直等到傍晚。这样一次次的“死磨硬缠”终于打动了对方，最后终于顺利安置了动迁户子女的转学问题。

　　有位在棚户里住了整整十年的老人，因为拒绝搬迁莫名其妙地向安君英大发雷霆。但她不但没有抱怨，反而一次次推心置腹与老人拉家常，像照料父亲一样帮老人料理家务，甚至在自己生病打吊针时都不忘冒雨去老人家中嘘寒问暖。老人终于被打动了，搬迁那天，他激动地对安君英说：“你就做我的干女儿吧！”熟悉安君英的人都说，这些年来安君英的“干爸”、“干妈”、“干姐妹”等等数不胜数，在和动迁户打交道的过程中，她这个独生女赢来了无数的亲人。

　　“人非草木，孰能无情？以诚待人，终有回报。”安君英用她的赤诚之心，用她32年的无私奉献，诠释了一个优秀的公务员“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真正内涵。

二

　　都说动迁工作者与动迁居民是一对矛盾，但从事市政动迁工作３２年的安君英直接组织、参与的重大工程动拆迁有６０多项，亲自动迁的居民达２万户，竟未发生一起“闹访”事件。如今担任上海长宁区房地局副局长的安君英说，当人民满意的公务员，就要将人民利益常记心中，与“小人物”交真朋友，做动迁户的贴心人。

　　“再努力一次”

　　“如果强迁，你们搬出的将是三具尸体！”８月２０日，在上海市中环线长宁段天山路沿线的一幢孤楼里，有兄弟俩从三楼扔下这句狠话和一块砖头，一名前来谈话的拆迁人员的中指当即被砸骨折，血流如注。

　　大龄未婚且无工作的这对兄弟和７０多岁的老母同住在一间建筑面积不到３２平方米的公房里，中环线工程已推进到他们家楼下。贫寒加上对从前动迁安置的不满，他们开价：必须补偿３００万元或３套住房，还要解决两个事业编制的岗位，否则免谈。

　　这显然超出动迁政策许可的范围。动迁组上门，７套补偿方案均被拒绝；街道、居委会的人去，也讲不通。因为伤人，两兄弟中的老大被行政拘留５天。对协议动迁已心灰意冷的动迁组决定执行强迁。

　　身为上海市长宁区中环线建设副总指挥的安君英刚刚出差回来，得知此事后，思虑良久：“强迁当然省事，但那会积累不满。如果一迁了之，只会加深积怨，加剧人民对政府的信任裂痕！”从来不将动迁只当拆除几间房子、作简单化处理的安君英反复自问：“工作是否还有没做好的地方？”她决定“再努力一次”。

　　星期六一大早，安君英赶往这户人家。听说老二病了，她特地请来医生，先帮其治病。坐在老二的床头，拉着他的手，安君英说：“论年龄，我可以做你大姐。听一回大姐的话，你有困难，能解决的我们尽最大可能解决，只要你有诚意。”

　　安君英不厌其烦地替他选择方案、分析利弊。原以为动迁组要来“借机算账”的老二和母亲终被感动，同意搬迁。在帮助安置好过渡房、请人帮忙搬场后，安君英亲自找街道、民政部门，帮助兄弟二人得到最低生活保障金，还特意派车将老大从拘留所接到新住处。哥哥终于洒泪写下字条：“政府的帮助很感谢，一切安排我很满意。”很可能因为强迁而加剧的对社会的不满就此消弭。

　　“多想想假如我是动迁户”

　　这类化不满为感谢的事例，记者在采访中几乎能从安君英的每一个同事和一些动迁户的嘴中听到。动迁关系百姓的切身利益，往往是各种历史的、现实的矛盾的焦点和发泄口，安君英有什么化解矛盾的“魔法”？她说：“多想想假如我是动迁户怎么办？”

　　安君英的老同事王鸿说，动迁工作安君英强调最多的是换位思考，把自己放到拆迁户的角度，心中有民，吃透上下，平衡左右，调动四周，而不是简单地套政策。

　　安君英是公认的动迁政策活字典，上海各类与房产或市政建设相关的政策法规她都稔熟于心。每一次制定动迁实施口径之前，她琢磨的总是如何最大限度地保障动迁户的利益。不仅详细了解基地上的人口成分，她还特制了一户一表，详尽分析每家可能会出现的困难，一遍遍修订动迁口径，有时会反复十五六次。

　　在地铁二号线西延伸工程动迁前，安君英发现沿线动迁居民的住房情况复杂，加上当时房价飞涨，如操作口径不当，会引发强烈不满。为此，她特向区政府建议，实施托底式分类动迁方案，结果动迁启动２０天内，就有四分之三的居民自愿签约。

　　“为动迁居民的利益，她想得很细很深。”安君英的同事老黄说，以往动迁居民需要花十多天、到１０余个部门才能办妥手续，安君英首创了动迁手续办理“一条龙”服务，把各部门请来动迁现场，手续两小时内即办结。

　　“她为动迁户解难的事，我可以说上三天三夜。”与安君英共事１２年的黄美娟记得，有一回，上海“三横三纵”主干道工程中一大批居民动迁至外区，动迁户子女必须转学。由于迁入区教育设施不齐全，当地教育部门拒绝接纳。安君英前往求助。“市里都解决不了的事，动迁组的人说几句就能解决了？不可能！”对方借口开会，将她挡在门外。安君英就坐在路基旁，一直等到天黑。对方说学校困难，安君英表示，我们不富裕，但可以发动党员捐些粉笔钱。一次次“软磨硬缠”，对方终被打动，她变不可能为可能。

　　“也没什么。无非是以理服人，以行导人，以情感人，以爱助人，以法律人。”安君英如此总结她在动迁中摸索出的工作方法。

　　“拆掉房屋更要拆除不满，重建繁荣更要重树信任”

　　拆掉一间房子很容易，但拆除不满难；建设繁荣容易，但重树百姓的信任感难。安君英深知，“动迁是个会产生矛盾的过程，但如果能化解矛盾，也是一个送去党和政府的关怀的渠道。”她时时告诫自己和同事，“搞动迁决不能满足于完成任务，而是要通过动迁把党和政府的关怀落到实处，不留下后遗症。”

　　“强迁”是安君英最不愿动用的。即便是不得已走裁决程序，安君英依然要求工作人员在受理裁决申请时，再次耐心、细致地与动迁居民谈话，依法行政，有情操作，尽一切可能，使强制执行率降到最低程度。

　　有一次，一位在棚户内住了整整十年的８０岁孤老，因长期无人关心，心态很不好，死活不搬。按程序，完全可以实施强迁，但安君英没有。她不仅设法解决老人的住房，还一次次像照料父亲一样帮老人料理家务。在那段时间，每逢刮风下雨，她都要赶到老人家中嘘寒问暖，即使自己还在生病打吊针，她也坚持上门。

　　人非草木，孰能无情？搬迁那天，老人含泪向来送行的安君英提出最后一个心愿：“小安，你就做我的干女儿吧！”此情此景，安君英不禁潸然泪下——谁说贴心不是抹除不满与伤痕的最有效的良药？！

　　有人问安君英：你为何给自己加压？安君英自有“动迁理论”：动迁中居民再无理的要求，也总有一定的合理成分；只有站在动迁居民的角度，顺着他们要求的合理部分去寻找工作的突破口，才有可能化解矛盾，为社会减少一份不安定因素。立起是一根柱，倒下是一根梁——架在政府与人民心间的桥梁。这就是安君英，一个公务员的心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