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八届四中全会的法治期许

　　2014年7月29日，世界再次为中国“震撼”。这一天，中共中央决定对周永康立案审查，改革开放以来最大的“大老虎”终于浮出水面；这一天，中共中央政治局决定今年10月在北京召开十八届四中全会，主要议程是“研究全面推进依法治国重大问题”。两件大事，其实都关乎同一个话题，那便是法治。

　　反腐不避政治局常委，这种超常规、超期待的大动作，表明执政党在对待党纪国法与至高特权的关系上，选择站在了维护法治的坚定立场，蕴含着执政党执行党纪国法的严肃性、权威性和绝对性，体现出中共执政决意走上法治轨道的强大决心；而在中央委员会上专题研究依法治国，这在党的历史上尚属首次，它更加表明执政党对法治建设的高度重视，对中国的现代化转型而言，无疑具有里程碑式的历史性意义。

　　不过，在赞赏这种超常规动作的同时，亦应看到，中国现行法律从未规定可以对任何层级的高级领导人法外开恩。仅从法律来看，这至少没有超越法律的常规，这种超常规更多指向政治惯性和普遍的社会观念。

　　中国具有数千年的人治传统，求索法治的道路崎岖曲折。十八大以来，从提出“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到“建设法治中国”，从新法治十六字方针到依法治国、依法执政、依法行政共同推进，执政党力行法治的思路与部署清晰可见。更为可信的是，这种矢志法治的决心在很多领域开始得到践行，诸如反腐“有案必查”对法治原则的兑现，废除劳教对于法治精神的捍卫，司法改革对于法治理念的汲取等等，都预示着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站在了新的时代起点。

　　中国共产党对于依法治国方略的不渝信念，源于对法治求根治本优良本质的认同，源于对时代中国各种矛盾和问题的省察，也源于对治国理政历史规律的把握。作为治国理政的基本方式，法治并不是最优的统治方案，但却是现实世界中所能找到的“最不坏”的方案，因为法治优于“一人之治”和“少数人之治”。无论是破解改革中的阻力与障碍，还是摆脱既得利益的束缚与干扰，无论是走出绝对权力的腐败定律，还是步入权利神圣的时代殿堂，都需要法治在更纵深的层面落地生根。当前，中国正处在全面深化改革的“深水区”，各种复杂的矛盾纠纷和利益冲突逐渐显现，权力的失范与社会治理的失效不断挑战社会公平，与各种“治标”的方式相比，只有法治才是求根治本的良方。选择法治，坚定地推进依法治国方略，中国梦的实现便有了坚实的根基。

　　十八届四中全会将全面推进依法治国作为核心议题，必将勾画出未来法治中国的发展蓝图，寄托着华夏儿女百余年来追求现代化的绵绵厚望。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法治建设已经取得了不菲的成就，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已经建成，形式法治的构建更加完备。立足于这种现实基础，中国法治建设正处于从形式法治向实质法治的转型阶段。

　　这种转型的一个重点和难点，在于司法机构的独立化运作。十八大以来，审判独立成为司法改革的重点关键词，习近平和最高法均多次提到“要确保审判机关独立行使审判权”。2013年2月，习近平在主持中央政治局集体学习全面推进依法治国时，就提出“要确保审判机关独立行使审判权”。其后，在全国高级法院院长座谈会等多个场合，最高法院院长周强也多次谈及“审判独立”。而今年以来，审判独立的提法更加密集，最高法院领导人在公开场合提到司法改革时几乎都会提及审判独立。有专家分析审判独立将是司法改革方向，还有人解读为中国正在走向司法独立。

　　欲让法治真正成为党的执政方式，成为政府的行政方式，成为全民的生活方式，千百年沉淀下来的心理、习惯与传统，还会呈现出诸多文化层面的阻力。由此，全面推进依法治国也更加呼吁顶层设计，更加要求系统配套，更加强调知行合一。

　　法治是一个庞大的系统工程，刚开始的构建需要所有侧重。不同国家基于不同的历史传统和现实状况，选取不同的方向作为法治着力点，进而分化出不同的推行实质法治的进路。以英美为代表的西方国家，主要采取的是一种“司法中心主义”进路，强调法院对法治的捍卫、发展功能；以德法为代表的大陆法系国家，则主要采取“立法中心主义”进路，强调制定法的权威与规则效力，立法机关而不是司法机关构成法治大厦的“拱门石”。中国的法治走的也是一条“立法中心主义”的道路，将“有法可依”作为法治系统的首要前提，通过在经济、行政、社会领域急速立法，最终确立起治国理政的规则框架。

　　但是，在目睹立法如潮的同时，普通民众并没有相应地增长对法律的信心和期望，甚至怀疑“法”的存在。法律为什么实施不下去？制定出来的法律为何不能赢得人们的信仰？中国法律实施过程中究竟遭遇哪些瓶颈？念兹于此，全面推进依法治国不得不面对当前中国法治建设的最大困境：法律体系背景下的实施难题，并由形式法治转入实质法治建设阶段。

　　基于中国不同的政治体制，推行实质法治依赖司法的崛起，同时也依赖在行政执法的归位，司法与行政执法共同构成一种“执法中心主义”的法治进路，以推动良法得到良好的实施，重塑法治的权威与公信。因此，我们不难理解在执政党的治国理政“总盘子”里，为何对行政体制改革持续倾注心力，为何将司法体制改革置于突出地位予以顶层设计。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当中，特别强调了两方面的法治改革，一是行政执法体制改革，一是司法体制改革，两者共同指向法律的实施系统。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法律的生命在于实施。如果有了法律而不实施，或者实施不力，搞得有法不依、执法不严、违法不究，那制定再多的法律也无济于事。”而只有从司法和行政执法领域打通法律运送正义的两条“大动脉”，才能为整个法治肌体输送新鲜血液，维系政体和国家、社会肌体的健康。

　　所以，保障严格执法，克服非平等执法、钓鱼执法、寻租性执法、非文明执法、限制性执法、选择性执法、运动式执法、疲软式执法、非法性执法、滞后性执法等行为，彻底纠正行政执法不严；推进司法体制改革，确保司法独立与公正，让每个人在司法个案中感受到公平正义，这是全面推进依法治国方略的重中之重。如此，我们才能从法律大国转型为法治强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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