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奇葆：从封疆大吏到中央领导

　　中共十八大完成了十年一次的权力交接，刘奇葆不出所料当选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同时成为中央书记处书记，步入“党和国家领导人”行列，个人仕途迈上新的高峰。刘奇葆在中央书记处的排名位列主持书记处工作的政治局常委刘云山之后，可见其分量。

　　出身农家的刘奇葆，从生产队指导员一步步成长为党和国家领导人。刘奇葆大学毕业后曾在安徽省委宣传部、省委办公厅工作，还先后担任共青团安徽省委书记、宿州市长等职，1985年调任团中央书记处书记，时年仅32岁。在中央工作期间，他还担任过人民日报社副总编辑、国务院副秘书长等职，2000年“外放”广西，任副书记、书记，2007年12月调任西部大省四川作省委书记。像刘奇葆这样经历中央地方多岗锻炼，既善党务，又懂经济，实绩突出的高官，的确不多。熟悉刘奇葆的人，对他的评价也很一致：务实、创新、亲民。他在团中央、国务院工作时，做的一些开创性的工作至今仍有广泛影响。只是个性低调、不事张扬，直到主政广西，将北部湾经济区搞得风生水起，人们才对这位气质儒雅的封疆大吏给予特别关注。

　　广西七年，风生水起北部湾

　　世纪之交的2000年9月，刘奇葆“外放”广西，出任自治区党委副书记，2006年升任书记。主政广西伊始，刘奇葆即从战略上提出建设“一轴两翼”的泛北部湾经济合作区区域合作大格局的构想。“一轴”是指以南宁为起点、新加坡为终点的经济长廊；两翼的东边是泛北部湾经济合作区，西边是大湄公河次区域。这一构想得到中央和东盟诸国的呼应，翻开了中国与东盟合作发展的新篇章，将广西由边疆地区推到开放前沿，成为中国与东盟合作的“桥头堡”。为打造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广西平台，刘奇葆也用心颇多。2004年，中国—东盟博览会永久会址选定南宁，知情人讲，此系刘奇葆在东盟各国领导人之间精心运作的结果。

　　掌舵广西后，刘奇葆力促东盟十国领馆落户南宁，全面展开与东盟海陆区域的交通对接，力促开通南宁至东盟国家的国际航线，全面启动广西北部湾防城、钦州、北海三港组合。由此，广西凭借不可替代的区位优势，将其地方发展目标纳入到国家对东盟的全局战略考量。通过这些“大手笔”，刘奇葆展现出出色的战略眼光和执政能力。

　　“城乡清洁工程”是刘奇葆在广西推出的另一项影响广泛的举措，目的是整治垃圾乱扔、摊点乱摆、车辆乱停、广告乱贴和工地乱象等“五乱”问题，打造清洁、整齐、优美的城镇环境。尽管一开始并不是所有人都理解这项工作的深意，但仅一年时间，这项与千百年不良习惯作斗争的工程就赢得了干部群众广泛支持，让八桂大地呈现出“山清水秀地干净”的新面貌。刘奇葆还将这一工程带到四川，在推进灾后重建繁重工作中，就有意识地推行城乡环境综合治理，并从初始的治理“脏乱差”，深化到风貌塑造和品位提升，使四川的城乡环境发生了巨变。

　　临危不乱，抗震救灾总指挥

　　2007年底，刘奇葆调任四川省委书记。“天下未乱蜀先乱，天下已治蜀未治”，对这个西部大省“一把手”的选择，中央用心良苦。而选用刘奇葆，也暗含让他再到一个大省历练培养的意图。就是这关键的五年，让刘奇葆经历了从政生涯中最为严峻的考验，也使他创下全国省委书记中独一无二的政绩，深得中共高层赞赏。

　　与同期许多“封疆大吏”风平浪静的任期不同，刘奇葆的四川五年可谓“惊涛骇浪”：刚上任就遇上严重低温雨雪冰冻灾害，拉萨“3·14”事件又严重波及四川藏区，接下来就是震惊世界的汶川特大地震，以及“雪上加霜”的国际金融危机。尽管严峻考验接踵而至，但刘奇葆都一一摆平，赢得“治难高手”的口碑。

　　刘奇葆在大灾面前的反应异常冷静清醒，地震发生几分钟后，他就发出第一条指令：对通往地震灾区的道路实行交通管制，保证救灾力量、装备和物资源源不断进入灾区。因为地震重灾区都在山区，道路本就狭窄，地震破坏严重，紧急情况下，很容易造成交通堵塞。事后证明，抗震救灾、抢险救援的有力有效，与交通管控有着密切关系。中央领导也称赞四川“先管交通”是条重要经验。

　　地震发生后半小时，刘奇葆就赶赴震中，并长时间辗转于汶川、北川、青川等极重灾区。那段时间，全国的电视观众几乎天天看见刘奇葆穿一件警用作训服和一双黑色运动鞋，双眼通红，面容憔悴，风尘仆仆地奔走在灾区。对于失去亲人和家园的受灾群众来说，全省最高官员的出现，就是鼓舞和信心。

　　“重任尚在肩上，壮士不可卸甲；山崩地裂如此，辛苦不在话下。”这几句话是刘奇葆在汶川特大地震发生一个月左右，在一个部门的汇报材料上批下的，既是对部下的勉励，也是对自己的要求。

　　四川抗震救灾，两个特点给人印象深刻：一是难上难，二是快又好。刘奇葆从实际出发解决问题的胆识和魄力是救灾有力有效的重要因素。

　　救灾之初，部分专家学者指出地震灾区已不适合人居，建议大规模移民。但受灾群众数量如此之巨，往哪里移？这个问题久拖不决，群众安置、灾后重建也就无从谈起。刘奇葆当机立断，冷静决策，提出就地、就近、分散安置的方针。受灾群众回到故土，就可以清理废墟、重建家园，整个灾区就安定下来。

　　当时，四川灾区有540多万户群众无家可归，最初计划全部以帐篷和板房进行过渡安置。但全国帐篷和板房生产厂家开足马力，也要6至7个月才能满足需求，而群众长期挤在临时安置点，心理情绪、卫生防疫、社会稳定各方面都会问题。刘奇葆经过调研，研究出台政策，决定每户补助2000元，鼓励受灾群众自搭自建过渡房，尽快恢复家庭生活。一度被动等待国家安置的群众，积极性被空前调动起来，仅用3个月时间，220多万户防寒保暖的简易住房就遍布灾区，再加上帐篷和板房，在2008年8月北京奥运会开幕前，也是在入冬前，540万户受灾群众全部得到妥善安置，为灾后重建赢得了时间和主动。

　　重建坚持规划优先，提出“三打破、三提高”

　　四川一民主党派的负责人为四川抗震救灾总结了“四个没有”：没有发生饥荒，没有出现流民，没有爆发疫情，没有引起社会动荡，创造了人类抗灾救灾史上的奇迹。但救灾还只是第一步，恢复重建和发展振兴才是更重更难的任务。

　　汶川特大地震震中映秀镇的重建颇让人费神：一是能不能建，在特大地震震中重建新镇，世上尚无先例；二是建一个怎样的新镇。刘奇葆多方听取意见，提出在原址重建新镇，并要求利用先进抗震技术将映秀建成一座世界抗震建筑的博物馆！安德鲁、贝聿铭、周锡元、何镜堂、吴良镛等国际一流建筑大师被请进来，留下了精彩之作，在昔日废墟上建起一幢幢现代、安全同时富有浓郁民族地域特色的建筑。重建还与产业发展相衔接，实现了“家家办旅游、户户有经商”。离映秀不远的水磨镇，震前是一个低水平、高耗能、重污染的工业小镇，通过重建实现华丽转身，成为一座旅游温情小镇，旅游旺季一座难求，被授予“全球灾后重建最佳范例”。刘奇葆对映秀和水磨重建倾注了大量心血，他几番亲临现场，对功能定位、建筑特色等一一提出意见。

　　开门搞规划，高水平搞规划，是刘奇葆主导下的四川灾后重建取得巨大成功的重要经验。全国有1000多家规划设计单位，1万多名城乡规划和建筑设计工作者帮助四川灾区重建的村落、集镇和城市完善功能和塑造风貌。

　　重建刚开始，刘奇葆就敏锐地发现一些地方农村重建在搞“原样复制”，他及时予以纠正，并提出“三打破、三提高”的理念。“农村建设要有规划”，这在中国是第一次。

　　所谓“三打破、三提高”，就是打破‘夹皮沟’、提高村庄布局水平；打破‘军营式’、提高村落规划水平；打破‘火柴盒’、提高民居设计水平”，体现山水和田园特色，突出地域和民族风格。新村要配套建设水、电、气、路等基础设施和教育、卫生等公共服务设施。在这一理念指导下，四川灾区的藏羌新寨、川西林盘，新民居、新城镇，赏心悦目，成为新的旅游景点。曾任四川省委书记的周永康称赞说：看到了翻天覆地、脱胎换骨的变化，看到了心目中的社会主义新农村景象。

　　敢于揭穿打着领导旗号的骗局

　　刘奇葆对吏治十分严厉。除了要求干部讲真话、听真话，“真话就是最好的话、最有水平的话”，他还提出，要用人品正、干实事、真爬坡、敢破难的干部，考察干部不能只看他说了什么，更要看他干了什么、干出了什么。尤其要看干部在关键时刻、关键问题上的表现，在纷繁复杂的实践中锤炼过得硬的政治素质、站得住的官品人品。这与他主张的发扬“四个特别”的作风一脉相承。大灾当前，刘奇葆要求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非常之时，要有非常之为；非常之事，要尽非常之责。做到特别讲大局、特别讲付出、特别讲实干、特别讲纪律。

　　2011年春，刘奇葆在参加一年一度的义务植树活动时提出：既要种植经济林木有利当代，又要发展珍稀林木造福后代。他特意由此引申出当干部的境界：大力提倡“前人栽树、后人乘凉”的精神，做事情既要有益当代，同时也要造福后代。

　　对社会上的歪风邪气，刘奇葆带头抵制。他在大会上讲，要提高警惕、敢于揭穿打着领导的旗号找关系、走门子、搞项目的各种欺骗行为。针对有人以他堂弟、表弟身份在四川找门子、搞项目、拉工程的情况，刘奇葆说：“我要告诉大家，我的爱人，我的子女，都是拿国家工资的，没有自己经商办企业。我也不允许我的其他亲属在我工作的地方、在四川经商办企业，我不会为他们提供任何便利。各地如果发现有人打着我的旗号或其他省领导的旗号找关系、走门子、搞项目，要坚决抵制，不要接待，不要提供便利。”

　　1953年出生的刘奇葆从封疆大吏晋升为党和国家领导人，在仕途上迈出了更为关键的一步。以他中央地方的多岗历练、战胜灾难的胆识气魄，相信一定会在新的岗位有新的更大的作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