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北最年轻市长与襄樊官员培养模式密不可分

　　最新一期《新民周刊》刊载《周森峰背后的襄樊模式》，对周森峰29岁当选宜城市长的政经背景作了介绍。以下为文章全文：

湖北宜城市新任市长周森锋今年29岁，河南禹州人。
　　襄樊市从2004年开始引入清华大学学生挂职党政机关。这个模式具体而言是：襄樊将急需人才的专业等要求发给清华大学，由清华大学根据要求从有意挂职的学生中筛选；这些学生到襄樊后将会挂职党政机关，担任副处级官员。

　　“升职如火箭，半年升一级”，这是网友对于周森峰升迁之路的简练形容。在“周森峰事件”中，不少人发现，周森峰在仕途一路行来，“破格”的痕迹明显。

　　诸多因素证明，周森峰的从政之路与襄樊的新型官员培养体系密不可分。

襄樊政界模式在其他地区，难以复制。

　　急需新鲜血液的襄樊政界

　　汉江从地处湖北省西北部的古城襄樊穿行而过，将其分为南北两城，南为襄城，北为樊城。这座红色紫薇花掩映下的城市，曾经是史书上群雄逐鹿中原的古战场，而三顾茅庐的佳话，就是发生在这个更靠近河南南部的古都。温软的西南官话与铿锵的中原官话在此地融合，许多襄樊人认为，他们更像偏北方的中原人士。

　　2002年寒冬，地处我国中部的襄樊，曾因74名官员集体腐败案震惊全国。当时，随着曾经掌管着襄樊权力核心的原襄樊市市委书记孙楚寅的落马，陆续牵出领导干部74人，其中襄樊市属相关单位、县市“一把手”有30余人，厅级干部11人，襄樊最严重的吏治腐败宛如山洪暴发。

　　孙楚寅之外，原襄樊市常务副市长赵成霖、原襄樊市副市长赵振、原襄樊市人大副主任张克禄，以及原襄樊市建设局局长刘顺学、襄樊市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管委会主任陈玉国等人均涉案。

　　一位襄樊市纪委官员称，在那次，襄樊遭遇了历史上“最严重的一次官场地震”。而2002年下半年，随着孙楚寅案浮出水面，襄樊市曾一度有近百名干部接受调查，一时间传言四起，人心浮动，那段时间，群众对干部队伍的信任度跌至低谷。岁月流逝，而这场“官场地震”，就像是一个难以褪去的伤疤，时值今日，在襄樊，只要跟当地老百姓提及落马的原市委书记孙楚寅，他们就必然会感慨连连，有人还会提及曾备受关注的湖北高莺莺案。

　　当时，襄樊市交通局、农业局、粮食局、旅游局等四个局的原任“一把手”，除原粮食局长属正常退休外，其他人均因经济问题受到法律或党纪追究，选拔新人备受关注，襄樊涌现“公选风潮”。襄樊市委出台一系列举措，包括在2003年10月至12月，首先公选上述四个局的局长，并以此为突破口；在2004年4月至6月，襄樊市又公选了市经委、卫生局、教育局等7个市直单位的“一把手”。

　　也在2004年左右，湖北省委、省政府把宜昌和襄樊列为“省域副中心城市”重点建设发展，襄樊在湖北“一主两副”的地位被确定。如今，“加快省域副中心城市建设步伐”，甚至被用醒目的红色大字写在了襄樊市政府办公大楼的墙上。

　　在这种政经背景之下，为解决吏治之困，襄樊政界要求补充年轻血液的急切之心，昭然若揭。

　　也就在这一年，襄樊市委、市政府推出吸纳人才的“一号工程”，围绕人才的“攻城之战”，在襄樊打响。

　　襄樊政界普遍认为，“一号工程”应该就是“一把手工程”。官方说法是，为了让人才“进得来、留得住、能干事、流得动”，襄樊市委、市政府逐年制定了一系列的“开放性机制”。

　　“这促进了市里对人才的需要，尤其急需城市规划和土木建设方面的人才。因此市里一直希望引入名校的这类人才”，襄樊市委组织部一位官员后来解释。

　　尽管因为“周森峰事件”，目前襄樊市委组织部对于多年精心开展的引进人才的工作不愿过多提及，但5年来，当地为引进人才所做的工作与努力，方向是清晰的。

　　当时，襄樊市联系清华大学方面要求引进人才，清华大学态度很积极，双方经讨论后签约，自此，襄樊市开始引入清华大学学生挂职党政机关。这个模式具体而言是：襄樊将急需人才的专业等要求发给清华大学，由清华大学根据要求从有意挂职的学生中筛选；这些学生到襄樊后将会挂职党政机关，担任副处级官员。

　　“一般都是襄樊提出要5个清华学生，但清华大学审核很严格，只给3个学生，因为这些学生要满足很多条件，比如个人的爱好以及专业对口等等”，该襄樊市委组织部官员称。

　　这种环境，也给周森峰带来了机遇。至今，一些当地官员也有感叹：周森峰的例子充分说明，从政需要抓住机遇。

　　 “能够留下的人才，比我们希望的要少”

　　在2004年，襄樊市采用挂职锻炼的方式从清华大学、建设部中国城市规划设计院引进了周森峰、贺旺、卢华翔3位硕士，分别担任襄樊市建委副主任、襄樊市城市规划管理局副局长与该市城市规划管理局局长。

　　这是第一批“空降”襄樊挂职的人才。其中，周森峰的本科专业是同济大学土木工程，考上清华研究生后，他就读于清华经济管理学院管理科学与工程专业。

　　这3名清华学生的一年挂职期满后，其挂职单位对于他们非常满意。襄樊市委组织部人才科李主任评价，这些清华大学挂职襄樊的学生是“务实，肯干，人品好”，因此，无论他们的挂职单位抑或襄樊市组织部，“都希望他们能够留下来”。

　　但最终，除了周森峰以外，另外两位都离开了襄樊。为了留人，李主任劝说过，“但还是尊重他们自己的意见”。其中，现年30岁的贺旺，是毕业于清华大学土木工程学院城市规划管理专业的硕士研究生，在去年7月由中组部从中国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选派挂职灾区，目前已是北川县最年轻的副县长。

　　从周森峰那批开始，每年襄樊市都会从清华大学引入3名左右的学生挂职襄樊党政机关，从2004年至2009年，襄樊市委组织部通过这种挂职方式引入了清华大学人才近30人。2007年，襄樊市委也将挂职党政机关副处级的干部资格调整为博士生。

　　“挂职”，也成为襄樊市引进人才的一种新形式。2007年年初，当地媒体披露，时年25岁的清华大学管理科学与工程专业硕士毕业生樊朝宇，在2006年7月被襄樊市组织部门作为特殊人才安排到襄樊市环保局“挂职”一年，担任襄樊市环保局副局长，与樊朝宇同来襄樊挂职的另外两名清华大学硕士，分别被安排在襄樊市水利局和襄樊市汽车办任副局长、副主任。

　　而2007年的数据就称，襄樊市大力实施的人才强市“一号工程”，每年拿出100万元用于引进汽车、城市规划、国际金融等7个方面高层次紧缺人才，当时实施了两年，引进了硕士以上高学历人才182人，其中博士8人。

　　襄樊市委组织部分管人才的副部长王祖瑛曾公开表示，从清华等地引进的高层次人才，都是市委、市政府有关领导亲自带队，多次往返，“以比三顾茅庐更大的诚心打动对方，方才得以引进。同时，对高层次人才不论是引进，还是本籍培养，只要是真才，市委就敢于大胆使用”。

　　当地对于“不拘一格降人才”的需求，从一个鲜活的例子上或许可以看出来：2005年，当地媒体报道称，时任襄樊市市长的李德炳曾经从外地回到襄樊后，又专程到市规划局再一次听取了在规划设计院参加社会实践活动的6名来自清华大学的博士的汇报，并亲自到火车站为这些离开襄樊的博士送行。

　　在2007年、2009年，襄樊市又相继与武汉大学、华中科技大学签订类似协议，开始从这两所高校引入博士生以及青年教师挂职，这些挂职者也均担任副处级职务。

　　在党政机关挂职锻炼，依然是名校生们的首选。那么，为何挂职者均选择去党政机关担任副处级干部，而非去事业单位和企业？(最近有一批华中科技大学挂职者个别去了襄樊市事业单位。)

　　李主任称，学校与学生都提出这方面的要求，这是因为：一方面，党政机关岗位更能锻炼人；另一方面，“这些部门掌握更多资源，更能做些事情出来，而且，公务员比企事业单位更为稳定”，组织部乐于挂职者带领下属做出更多的成绩，但也希望今后的挂职者能更多深入企业和事业单位。

　　但五六年下来，留在襄樊的清华学生目前仅有两人，周森峰便是其中之一。而武汉大学和华中科技大学的十几位挂职人才，除了挂职期未满的以外，剩下的几乎都是一年挂职期结束后，就离开襄樊了。

　　“能够留下的人才，比我们希望的要少！”李主任也感叹，他希望优秀人才都能留下，但同时也得尊重人才自己的意见。

　　在这种大背景下，一位襄樊市委组织部官员也认为，2005年，在一年挂职期结束后，周森峰能选择留在襄樊，而没有去北京的国家部委工作，“颇为难得”。周森峰也成为襄樊市“一号工程”的重点人才。

　　在2006年上半年，周森峰与霍焰在襄樊华悦大酒店举行了婚礼，时任襄樊市长出席了他们的婚礼并讲了话，笑称两人的喜结连理是“引凤筑巢”，新人似锦前途，指日可待。是为一时城中佳话。

　　“现在襄樊需要用人，最重要的不是看能有多少人留下来，而是看人才在襄樊的期间，能不能发挥作用。只要他们发挥了作用，就是成功的”，这位襄樊市委组织部官员评价。

　　“襄樊的生活条件不是最好，但是，绝对有一个较好的干事环境”——周森峰曾如此总结他在挂职结束后，他决定留在襄樊的原因之一。

　　风暴眼中的宜城

　　尽管外界的声音呈鼎沸之势，但是，总体而言，2009年7月初，在位于鄂西北、汉江中游、城区人口仅16万的宜城，这个隶属于襄樊的县级市，你也许不能嗅到所谓风暴的气息。因为，一切，看上去是那么地平静。

　　宜城，被认为是周森峰的新起点。版图面积为2115平方公里、人口56万的宜城，距离襄樊市大约一个多小时车程。这个四季分明的县级市，城区不大，节奏不太快。

　　这也是一座历史悠久的城市，创建于汉惠帝三年(公元前192年)，楚国在宜城建都185年，共有10余位楚王活动于此。跟宜城当地人聊天，话题绕不开的是楚国辞赋大家宋玉与抗日名将张自忠，宋玉生在宜城，《九辩》、《大言赋》等佳作，千年优雅回响，宜城也是1940年张自忠将军的殉国地。

　　在这座隶属于襄樊市的县级市，年轻市长周森峰当选的消息，几乎是家喻户晓的新闻，但实际上，对于那些华灯初上时分在紫盖山广场漫步的人们而言，最津津乐道的还是他们的市井生活，外界那些不断更新的对于“周市长”的争议与猜测，只是他们在夜市的餐桌上就着一盘麻辣宜城大虾、二两小酒的饭后谈资。同样保持噤声状态的，还有当地的媒体。

　　而那些拎着公文包、穿着整齐的衬衣，进出市委、市政府办公大楼的宜城市官员们而言，数日来面对全国各地闻讯而来的记者对于“周森峰市长事件”的追问，神态显得颇为复杂，那是一种纠结了敏感、谨慎而又讳莫如深的复合品，“你们就是专门为了周市长的事情过来的？”他们反问记者。那些在网络世界中、在媒体报道中，沸反盈天的传闻或争议，被他们一并小心绕过。

　　襄樊市组织部的网站上常常可见关于干部年轻化的新闻。在更广的范围内，2004年，襄樊市委公推公选部分市(县)区长人选中公布了：绝大多数具有本科学历，年龄在45岁以内，最小的只有34岁，“都有丰富的基层工作经验”。

　　在29岁的宜城市市长周森峰被广泛关注之前，2008年7月至10月，襄樊市委面向湖北省公开选拔了18名35岁以下副县级领导干部，面向全市乡镇公开选拔了5名副县级领导干部，襄樊市委组织部称，“公选为年轻干部搭建了施展才华的大舞台”。那次入围的共青团秭归县委副书记许红洲现年27岁，湖北省委办公厅主任科员胡娟现年28岁。周森峰的妻子，时任襄樊市中级人民法院团委副书记、现年29岁的霍焰，也在此列。

　　“说周市长就是全中国最年轻的市长，有谁去中组部做过调查？！”宜城市委宣传部一位副部长对于外界称周森峰是“最年轻的市长”，反应敏感且迅捷，这位官员清楚网络对于周森峰关注的所有关键节点，也列举了美国18岁的年轻人担任市长的例子作为佐证，他强调，“能力不分年龄”，“我们没有必要把眼球放在市长年轻不年轻的问题上，我们总不能等一个有能力的人老了，再来用他吧？”

　　事实上，在宜城市几位现任副市长中，最年长者49岁，最年轻者也有37岁，而宜城市上一任市长朱慧的当选年龄是43岁。周森峰的仕途，似乎正在印证，“一切皆有可能”。

　　在2006年、2007、2008年，宜城市曾连续三年荣获“中国最具投资潜力中小城市百强县市”称号，在襄阳市下辖的6个县级市中，“在整个襄樊市范围内，宜城的经济可以排在县级市中的前三甲”，当地一位官员神色颇为骄傲地告诉记者。在宜城市做公务员，月工资不到2000元，跟这里的每平方米房价大约持平。

　　跟中国众多蓬勃的县级市区一样，发展经济与解决民生问题，是当前宜城市政府的工作重心。在与宜城多位当地官员聊天的过程中，能够感觉到他们对于引入资金发展当地经济的强烈渴望。

　　目前，宜城面临着很好的机遇，葛洲坝水泥、中石油储备库等一批在建项目将陆续投产，汉江雅口航电枢纽、蛮河堤防整治、随南路宜城段提档升级、207国道宜城市区段西移改线等一批项目有望启动实施，“继续把招商引资和项目建设作为经济工作的“生命线”，力争全年(2009年)引进投资在2000万元以上的项目20—30个，招商引资突破15亿元”，这样的语句见于宜城市政府大楼的政务栏。

　　在宜城市委、市政府大院，宜城市2008年度招商引资红旗单位与纳税先进企业名单，用“光荣榜”的形式张贴出来。宜城市委大楼中，也可见“紧盯"翻番"抓发展，冲刺全省二十强”之类的宏大叙事型标语。

　　“周市长上任后，主抓的一项工作就是招商引资”，宜城市多位官员对《新民周刊》记者表示。

　　这种大环境下，宜城市对于专业人才的渴求，也是同样迫切的。清华大学人才被引进到宜城市的，周是唯一一个。

　　“周市长能从清华大学到襄樊市，再从襄樊市到我们宜城这种小地方工作，不就等于是下基层吗？”宜城市政府办公室一位官员如此反驳。“何况，我们也认为，周市长也很优秀啊！”宜城市委宣传部那位副部长神色坦然。

　　这种“小庙有幸供上大佛”之感，多位宜城市官员都对《新民周刊》记者表达过。

　　“公众监督力量实际上是社会里个体首创精神的守护神，它也是防止个体堕落的黏合剂”，英国物理化学家、哲学家波兰尼曾言。当周森峰处于闪光灯的追逐之中时，他选择了背对公众。而作为特例的周森峰的饱受质疑，却折射了公众对于当前官员选拔与任命机制的透明化诉求。从这个角度而言，公众希望周森峰，能够转过身来。

　　“他觉得，现在无论怎么说大家也不信，清者自清吧！”一位与周森峰有过接触的宜城当地官员告诉记者。

　　临近襄沙大道的紫盖山广场入口处，有一尊不锈钢雕塑，名曰“楚风”，寓意“一鸣冲天，一蜚惊人”。在客观效果上，这一次，周森峰确是“一鸣惊人”。(记者贺莉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