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选或成今后大学校长选拔趋势

　　北京科技大学校长张欣欣、北京中医药大学校长徐安龙、中国药科大学校长来茂德近日履新。3月3日，三位校长做客中国教育报和中国教育新闻网接受专访。

　　这三位校长是面向海内外公开选拔的，是继2011年12月首次全球公选直属高校校长后教育部的又一重大举措。而刚刚颁布的《教育部关于2013年深化教育领域综合改革的意见》也传递出一个明确的信号——扩大公开选拔校长试点。

　　公选校长改革和举措表现出比以往更加开放的姿态，对我国高等教育改革影响重大。从某种意义上来讲，公开选拔大学校长，改变了我国长期以来形成的以组织任命为特征的干部选拔制度。

　　体现了高等教育改革的勇气和能力

　　为师生搭建了一个行使民主权利的平台，通过这个平台，师生们可以选出自己认为合适的校长。

　　在张欣欣看来，这次3所高校公选校长是教育部对高校干部选拔的一项改革。公选，就是更加公开、民主、科学。

　　对公开选拔校长，张欣欣理解为三个层面：第一，从候选人层面来说，为候选人搭建了一个舞台，让他们有地方交流对高等教育的理解、对学校管理的看法；第二，从学校师生层面来说，为师生搭建了一个行使民主权利的平台，通过这个平台，师生们可以选出自己认为合适的校长；第三，从教育部和高校层面来说，扩大了教育部和高校选拔干部的视野，增加了一个新途径，同时能够提高所选干部的质量。

　　徐安龙表示，公选校长最重要的一点是能够让参与公选大学的师生有表达自己意愿的机会，这有助于提升候选校长的威信和凝聚力，有利于新任校长带领学校向前发展，这是公选非常好的一面。第二，公选校长是教育部党组执政能力的重要体现。在当今大众舆论时代，公选是在媒体的监督下完成的，这也是高等教育改革的勇气和能力的体现。第三，公选使校长的人才资源配置增加了很多渠道。通过公选可以看出哪个人更加适合领导这所学校。

　　“这次的公开选拔是一个很好的模式。”来茂德表示，公选校长至少给我们这样一个信号：大学校长并不仅仅靠任命，还可以通过其他途径来选择。我想，这样的试点，也预示了公选可能是今后中国大学校长选拔的趋势。通过这样一个不断的探索和积累经验，为进一步扩大大学校长的选拔提供一个很好的模式。
　　参与改革是我们的责任和义务

　　公选校长是一次改革，改革要往前推进，就需要更多人参与，参与的人越多，改革就越有可能成功。

　　校长岗位首先是个人的一个主动选择。

　　张欣欣是1977级大学生，本科就读于北京钢铁学院，即北京科技大学前身。张欣欣坦言：“我参与这次公选唯一的原因，就是自己是北科大毕业的，希望自己能够有机会为母校建设贡献力量。学校改名为北京科技大学后，学生给学校起了一个别称，叫作‘贝壳’（北科谐音）。我在20分钟的面试里也说自己是一个‘贝壳’，是北京市海淀区八大学院这片海的一个贝壳，有机会一定为学校的发展尽一份力量。”

　　徐安龙与中医药，似乎有某种不解之缘。

　　“第一，从个人的经历来说，我从小身体不好，经常得到一位老中医的救治，这是我童年一个非常美好的记忆。老中医的医术以及悬壶济世的精神，影响了我一生的追求。我的学术生涯有许多节点都与此有关。高考时，我选择了植物学专业，之后的学术研究，也有一部分跟中医药有关。所以，我总结了一句话：我这一生与中医药有不解之缘。”

　　“第二，北京中医药大学是一所让我非常敬仰的大学，是中医药医教研的‘龙头’，也是教育部唯一直属的中医药大学。以前，我和这所学校的学者、学生有过接触，觉得他们的素质很高，值得我共事，能够来这里参加公选是我的荣幸。”

　　“第三，是同行对我的鼓励。我同行业内一些顶尖专家沟通时，他们都表示愿意推荐我。在同他们沟通的过程中，我越来越觉得，这也许是我实现儿时梦想的机会，至少可以为中医药事业尽一点儿绵薄之力。这就是我参与公选时的心路历程。当然，我也得到了家人的支持，他们支持我不远千里从广州来到北京。”

　　“其实，我第一时间就得知了公选校长的信息，但没有引起我的兴趣。”来茂德说，“后来，浙江大学党委书记金德水认为我应该去竞聘，参与这项改革。同时，我征求了家人的意见，家人不反对也不支持，因为换学校就要离开杭州。最后，我还是决定竞聘中国药科大学校长。”

　　基于这两个理由，来茂德做出人生的重要选择。“中国药科大学在药学人才培养和科学研究方面是国内最好的学校，它有很长的历史，也是一个比较大的平台。我是1977级大学生，我们这一代人是拿了国家的助学金培养出来的。之后，我出国深造，回来后在研究领域发展多年，还做了十六七年行政管理工作。所以，我应该接受这个挑战，也许能在这个平台做一些工作，为高等教育事业做更大的贡献。”来茂德认为，“公选校长是一次改革，改革要往前推进，就需要更多人参与，我们有义务和责任。因为参与的人越多，改革就越有可能成功，同时，参与改革本身也是对改革的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