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程跟踪三所大学校长公选：大学校长迈向职业化

　　哈佛大学第二十一任校长艾略特上任伊始，当一位教授质问“为什么要进行变革”时，艾略特坚定地说“因为你们有了一位新校长”。在艾略特任职期间，哈佛大学推行课程选修制改革，实现了从传统宗教学院向现代研究型大学的转变。这个例子阐释的是大学校长对一所大学的重要。

　　之所以重提这个例子，是因为我们要关注一下正在进行中的北京科技大学、北京中医药大学、中国药科大学的校长公选，这是我国第二次在部属院校内大范围公选，也是公选过程第一次对媒体开放。记者全程跟踪，发现以大学校长公选为标志，我国大学校长从“职务”到“职业”，已迈出可喜一步。

　　逐渐淡化大学校长学术研究职能

　　公选，撕开一道口子

　　翻阅有关大学去行政化以及建立现代大学制度的研究，我们发现，学者们批评的目光往往聚焦在大学校长的选拔制度上，批评现行的选拔任用制度是对政府官员选拔制度的简单复制与套用，漠视大学的本质属性，忽视对校长治学理念、管理思路等必备素质的考量。还有部分学者直言，这种方式是造成大学校长仅对上级领导负责，而非对学校教职员工与广大学生负责，以及教育家难以产生的主要原因。

　　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先后出现了两种类型的大学校长，即武汉大学前校长刘道玉所称的“革命化的职业校长和双肩挑的校长”。“革命化的职业校长”是特定国际环境与历史条件下的产物；“双肩挑的校长”是指从２０世纪９０年代起，一大批包括院士在内的具有高深学术造诣的大学教授走上了校长领导岗位，他们从事着自己的专业研究，同时又承担着繁重的高校管理工作。

　　有专家指出，我国高等教育的发展实践表明，“双肩挑的校长”学术造诣深厚，对大学理念和高等教育规律有着很深的理解，对我国高等教育的现代化起了重要的推动作用。但“双肩挑”的角色对于这些校长无疑是一个沉重的负担，他们很难实现自身学术研究与行政管理工作的最优化。

　　扬州大学社会发展学院副教授汤建指出：随着我国高等教育体制改革的深化和大学办学自主权的扩大，高校的公共服务功能的逐步扩大，所面临的社会关系越来越复杂，大学校长在协调好学校内部管理的同时，还需妥善处理诸如与政府、企业、社区、校友以及其他利益相关者的关系，内外环境的变化使得“双肩挑的校长”所处的管理压力日趋增大。

　　逐渐淡化大学校长的学术研究职能，将其定位为“校长专家”而不是“专家校长”，促使其将主要精力投入大学管理已经成为我国大学校长遴选制度改革的重要发展方向。

　　改革遴选标准与机制

　　向世界一流大学看齐

　　“卓越的学术领导能力、敏锐的统筹规划能力、全面的校情洞察能力、杰出的行政管理能力、开放的国际视野、适应学校阶段性使命的个性特质”，这是中国教育学会会长钟秉林与北京师范大学周海涛教授归纳指出的世界一流大学校长的遴选标准。

　　先不说本次遴选出的3位大学校长是否完全符合以上标准，记者单从校长公选过程中，就可以看出选拔的程序设计已在努力考验候选人的相关能力。

　　比如，在北科大公选现场，专家委员会向候选者提出了如下的问题，要求候选者在30分钟内完成全部思考与回答——“谈谈对党委领导下的校长负责制的理解，对学校党政议事决策机制有何建议，当校长与书记在某些事情上不一致时，你该如何处理；根据北科大的特点，今后如何调整优化学科布局，提高核心竞争力，服务国家和地方发展的战略需要；最近几位大学校长作出不申报课题，不带研究生，不申报新的科研奖项，不申报院士的承诺，你如何看待这个承诺？”旨在考察大学校长的行政管理能力以及对学校未来发展的统筹规划能力。

　　再比如，记者留意到，就目前正处于公示期的3位拟任职人选的个人经历来看，3个人都具有国外留学的背景，具备较为开放的国际视野。

　　而从遴选机制来看，此次大学校长公选更有着令人欣喜的进步。记者现场看到，公选现场的评审，分层次、分梯度，专业而多元，包括遴选委员会与“大众评审”。大众评审近200位，由全校的全体中层干部和师生代表、离退休教师代表等组成，他们每人都有在候选人中选择3位的权利。遴选委员会包括主任、副主任以及委员，分别由具有丰富教育实践经验的教育部负责人，教育专家，其他高校的党委书记、校长，以及来自学校的各方代表共计20余人组成，其中还包括学生代表。遴选委员会要为每位候选人做出具体的分数评价。

　　从普通师生到教育专家，评审尽可能兼顾到了相关方面的全部人员代表。这就证明，以往遭受诟病的大学校长的遴选机制，已经在向兼顾政府授权与由师生“民选”的方向前进，以保障甄选出来的大学校长既对政府负责，也对广大教职员工和学校的发展负责。
　　大学校长亟须转变观念

　　职业化，刚刚启程

　　当然，大学校长公选的推进还不能说明我国大学校长职业化已经成熟，除了完善选拔制度，还有很多工作要做。

　　首先，对大学校长自身来说，还要完成几个观念的转变。比如，从权力本位到能力本位的转变，要从注重手中的权力过渡到看重责任与履行职责的能力；从职务思维到职业思维的转变，应该从注重得到上级主管部门认可，转变为主动接受市场检验与全体学校师生的评价。

　　“还要对大学校长的行政权力有制约机制。大学校长不能拥有无边界﹑不受制约的分配大学各种有限资源的权力。制约机制不能依赖于外部社会力量和更高一层的社会政府部门的行政公权，而应来自大学内部的教授﹑学生等。”澳门城市大学副校长兼教务长邢文祥教授还指出，“应正确评价大学校长的社会价值，并为他们实现自己的价值创造必要的条件和设立基本的保障，这是确保吸引优秀人才担任大学校长并使之努力工作的关键所在。通过确立适当的竞争、激励与退出机制以及合理的薪酬体系使大学校长享有相应的政治和社会地位，从而拥有较高社会声望，摆脱传统仅仅依据行政级别来体现地位和声望的途径。”

　　除此以外，大学校长职业化还应建立相应的培训和考核机制等。但无论怎样，大学校长从任命到公选，已经迈出了相当可喜的一步。这一点，需要肯定。（记者　赵婀娜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