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组织何以成为政府管理的得力助手？

1月31日，北京市今年民政工作会议召开，北京市民政局相关负责人表示，今年起，本市7500多家社会组织的12万名专职工作人员，将拥有一套独立于公务员编制、事业编制、企业编制外的编制体系。社会组织纳入编制体系后，其人员编制和工资起薪等将由政府部门来核定。届时，社会组织专职人员的工资将与社会组织“效益”、项目运行情况等相关联，并有望翻番。（2月1日《京华时报》）

曾有社会组织负责人感叹，“我们就像没娘的孩子”，做公益，却受到限制；拓展服务，却缺少必要的身份；好不容易得到资助，又难以进到自己账户。应该说，这一感叹颇有代表性，它是不少社会组织的集体哀伤。如今，北京拟将7500余家社会组织纳入编制体系，不仅发工资，还将在税收上给予减税优惠等等，这对社会组织而言，无疑是利好消息。

将社会组织纳入编制，推行专职工作人员持证上岗制度，剑之所向是强化对社会组织的管理和服务。管理有其必要，这些年我国社会组织兴旺发达，但确实有一些害群之马，欺世盗名，惟利是图，通过管理予以规范，能够促使社会组织健康发展；服务更有其必要，社会组织确实需要名分，需要减税，需要各类政策优惠等等。服务到位，社会组织才能更健康，行进更矫健。

广东的社会组织一直走在全国的前列，但统计显示，85%的社会组织还未承担政府转移的职能，91%的社会组织还未得到政府的购买服务。这种局面，既有社团自身的原因，也与政府相关部门不想、不愿、不敢放手让社会组织参与有关。如果政府部门不仅强化对社会组织的服务，还放手让社会组织参与承担政府职能，善莫大焉。

不过，将社会组织纳入编制也引起了一些网友担忧，比如有网友称，“在民间组织管理问题上，政府部门首先要做的是退出而不是更深度介入。”“不要什么都统包统办，最后都变味了。”这些担忧并非毫无道理，一方面权力介入越深，社会组织受到的掣肘恐会越多，发展起来也许步履蹒跚；另一方面由政府发工资，对纳税人也是一个不小的负担，再说权力处处伸手，会不会陷入事事都想管、却又管不好的困境？

当前，对社会组织来讲，最需要的也许不是被“招安”，而是松绑。前不久，广东省推进社会组织体制改革，备受舆论好评，其要义在于，一是将社会组织的业务主管单位改为业务指导单位，社会组织可以直接向民政部门申请成立。二是积极推行“一业多会”，引入竞争机制。这一改革，既打破了严厉的行政管制，也冲决了过度的行业垄断，给社会组织的登记开辟了宽敞的通道，为其成长扫平了最大障碍。这一改革，将社会组织置于“五自四无”的良好状态：自我发起、自选会长、自主会务、自筹经费、自聘人员，无行政业务主管单位、无行政事业编制、无行政级别、无现职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兼职。很显然，“五自四无”将有力推动社会组织“野蛮”生长、枝繁叶茂。

有学者研究发现，在政治领域，目前我国的政府规模为世界第一，其中多有官僚体系膨胀所带来的诸多弊病。如果通过社会组织的发展，执行某些社会职能，不但比政府亲身去做有效率，更可以大大缩减政府的职能。由是观之，壮大社会组织，确实大有必要。应该看到，从民政部到一些地方政府，都意识到社会组织具有不可或缺的重要地位，也确实都在推动社会组织规范、健康发展，加强规范尤其必要，但该不该将其纳入编制体系，如此一来会不会强化政府规模，加剧官僚体系膨胀？

社会组织被称作政府职能在社会领域的“毛细血管”，可以成为政府管理的得力助手。既然是助手，政府不能放任自流，但又不能事无巨细地管，在管理、规范之余，更多的应是扶持和服务，果如此，社会组织必将有力地推动社会进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