阳光下的“官选”如何落到实处

桂林公开选拔处科级干部考试的面试环节。

桂林公开选拔处科级干部考试的笔试环节，监考员正在核对考生信息。

桂林公开选拔处科级干部考试的面试环节。图片由市委组织部提供

桂林生活网讯（首席记者龚亮勇）10月15日，市直机关科级干部肖兰（化名）以考生身份走进市职教中心，与从前一轮笔试中脱颖而出的215人一起，继续展开角逐。

这是桂林市公开选拔处科级干部考试。

考生是来自全市机关、事业单位和市政府直管企业的747名工作人员，目标是42个处科级领导干部职位。

全程都向媒体公开的这次公选，让官员的选拔在人们眼里不再那么神秘。市委组织部官员称，这是干部人事制度改革进行的重要一步，用意是提高选人用人的公信度。

如果以此为评判标准，公开整个“选官”过程，能否带来官员任命真正的公平与公正，是这种公选成败的决定因素，也是外界对这次公选最大的关注与期待。

公选之明

8月初，肖兰从单位的公告栏和报纸上得知今年官员公选的消息。

虽然对前几年的公选不甚了解，但对照资格条件后，她还是报名竞选了一个副处级职位，“对我来说，可以把它当作是一次展示自己的机会。”

与肖兰一起报考的，还有另外824名来自全市机关、事业单位和市政府直管企业的工作人员，竞选55个处科级领导干部岗位。

经过严格的资格审查，最后789人进入统一的笔试考试。

《2011年桂林市公开选拔处科级领导干部简章》要求，经资格审查合格的报名人数与选拔职位的比例一般不低于10比1，专业性强的几个职位不低于6比1。按这一规定，13个职位经调剂后仍达不到开考比例被取消。

笔试的命题和保密性直接关系到公选的质量。这次笔试命题，由外地一家专业考试测评中心统一命题、制卷和评卷。

“这次笔试内容以中组部《党政领导干部公开选拔和竞争上岗考试大纲》为依据，主要测试应试者的综合素质，以及公选职位所需的基础知识、政策法规和业务能力。”市组织部干部一科副科长唐德华说。

笔试结束一个多星期后，肖兰从报纸上得知了自己的笔试成绩。

“整个公选过程，我们都通过报纸进行公示，包括笔试入围者的成绩，对未入围者的成绩以信件形式反馈，以保证这次公选的公开透明。”唐德华说。

与笔试相比，面试环节要做到公平、公正并不容易。为此，市委组织部对面试环节做了精心的设计。

一进面试候考区，肖兰和所有考生的手机立即被考场的工作人员统一保管，随后便是抽签选考场。

走进考场，久经考场的肖兰也不禁有些紧张，因为与以往只有两三个考官不同，这次的考官加上评议员有14个之多。“这些考官和评议员，我一个也不认识。”

唐德华告诉记者，面试一共有10个考场，每个考场都安排有7名考官，其中2名是来自桂林高校的教授或从事组织工作的领导。

“从高校挑取考官，一来因为他们具有丰富的专业知识，二来他们与报考者平时接触少，可以避免‘感情分’。”除了考官，每个考场还设有7名评议员，由党代表、人大代表、政协委员、科研专家或劳动模范组成。考官组和评议员组的打分分别占70%和30%。“这一安排，也是为了最大限度保障面试成绩的公正性。”

桂林师专党委副书记吴江萍就是处级考场的一名考官。对于担任过大大小小不少次面试考官的吴江萍来说，这次公选面试无疑“最为严格”。

“上交手机之后，主考官要分别抽签决定考官组、评议员组和考场。处级职位考场更严格，考官和评议员都是单个抽签选取。考生进入考场后，不能自报姓名。”

当天下午面试结束后，所有考生的成绩都当场宣布。

唐德华告诉记者，处级职位面试过程已经录像，将随后在桂林电视台播出，以接受市民的监督。

公选之潮

官员公选的前身，可以追溯到上世纪80年代的“公推公选”。

从1985年开始，政府为解决“加快改革与领导人才短缺”的矛盾，采取“公开推荐与考试考核相结合”的方式选拔官员。

最早的试验地是改革开放前沿的浙江宁波，以公开推荐和考试考察相结合，拿出了市计委主任等5个职位面向全社会选拔。这一做法后来得到肯定并被推行至全国。

2004年，中组部正式颁布实施《全国公开选拔党政领导干部考试大纲》，让“官考”标准化。

考试内容分为笔试和面试两大部分。笔试又分“公共科目”和“专业科目”，前者包括了中共党史、中国历史、法律、经济等多达784个知识点。

规范化的官员公选在各地渐成风潮，成为地方政治中引人注目的内容。

之所以备受关注，在于与传统的任命制相比，这种官员选拔的方式渠道广、过程透明、竞争公平，暗箱操作的可能性减小，暗箱操作的成本增大。在跑官卖官案频发的情况下，把官员选拔放在阳光下实行公选，已成为各地组织部门解决干部选拔任用问题的重要手段。

官员公选也因此得到很多正面评价。

今年的干部公选，在桂林并非首次。

市委组织部干部一科科长林兵说，2008年，桂林拿出15个市直单位领导班子副职的职位，面向全市公开选拔官员；

2009年，面向全市公安系统，又公开选拔了22名副处级领导干部；

2010年，桂林再拿出13个副处级领导岗位，面向全社会公开选拔。与此同时，各县区也先后效仿，纷纷拿出一些乡科级职位面向社会公开选拔。

但不得不说，今年桂林“选官”的规模却是历年之最。

林兵说，今年公选的职位达到55个（其中13个职位经调剂后仍达不到开考比例被取消），包括正处级2个，副处级4个，正科级7个，副科级42个。其中，正处级职位是桂林第一次纳入公选范围，这次获得的经验，将成为今后公开选拔正处级干部的重要借鉴。

公开选拔的方式，能否成功地使优秀的干部得到选拔，其根本的前提是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能否真正得到落实。

“说到公选的公平、公正性，这是社会最关注的问题。为尽可能避免在这一点上引起争议，这几年，我们做了许多有益的尝试。”林兵说。

那么，桂林今年的公选又如何将“公”落到实处？

公选之路

今年的公选尚未结束，目前，各级组织部门正组成专门考察组，按照干部管理权限和职位管理的原则，对入围的考生进行考察。综合成绩和考察情况最后将提交市委常委会或县（区）委常委会讨论并差额票决，确定最后拟任人选。

“我们的干部选拔体制正在不断完善，公选就是一个进步，作为传统选拔方式的补充，它也必然成为一股潮流。”吴江萍说，过去，官员的任免一般由上级领导说了算，带有浓厚的“人治”色彩，也因此留下太多“可操作”空间。而实行公选，官员的任用变得更公开、更透明，也更标准化，从技术层面上来讲，这是消除用人腐败的一个有益尝试。

“公选最大的优势，就是打破地域、行业、部门界限，实现各类人才在同一起跑线上公平竞争、择优录用，有利于在更大范围内选人。”林兵认为，公选其实就是解决过去大家经常谈到的“由少数人选人，在少数人中选人”的弊端。这个模式的一个好办法，就是通过公开选拔，变“伯乐相马”为“赛场选马”。“这可以让我们把那些真正有实力，有能力的人选出来。”

今后的干部选拔是否会将公选变为常态化？林兵介绍：“公选是干部人事制度改革的趋势，其主要目的就是为选拔任用和发现、培养、储备一批优秀的干部。通过公开选拔来改善领导班子的年龄、专业结构，增强班子的整体功能，从而激发干部队伍能力。通过这些年的实践证明，公开选拔和竞争性地选拔干部，是干部人事制度改革所推行的干部选拔方式当中效果最明显、群众最满意的方式。基于这样的情况，在今后的干部选拔任用当中，竞争性选拔将会成为常态。”

而桂林实践干部公选的过程，也在不断探索和完善中。

林兵说，在原则范围之内，结合桂林的实际，今年的公选做了不少尝试和创新。与往年公选相比，这次打破了身份、年龄的限制，参加公选的可以是公务员、事业单位人员，也可以是市政府管理的企业人员。在年龄方面，除团市委书记这一职位外，这次公选其他处级职位均未作年龄限制，希望能充分调动各阶层、各年龄段干部的积极性。

林兵认为，随着改革的深入，公选还会在各个方面有所变化。比如可能会更加注重社会性和参与性，比如在报考条件和资格上可能会有所放宽，扩大社会面，逐步将落脚点放在如何真正地选拔人才上。

短评：把贤能的人选上来

一个国家或者一个地区，人们之所以需要政府，是因为有大量的经济、社会事务，必须经由政府出面，履行管理、协调、服务等职责，才能保证经济和社会健康运转，保证老百姓安居乐业。

政府职责如此之大，政府官员理所当然被老百姓寄予厚望。人们希望政府官员都是贤能之才，而且，越是职位重要，越需要优秀的人才。

中国是一个文明早熟的国度，早在汉代的时候，统治者就通过“举孝廉”来选拔干部，地方的主要行政长官向朝廷举荐品学兼优的人，由朝廷任命官职。此后在漫长的历史岁月里，无数的贫寒学子更是通过科举考试，得以进入国家政治体系，实现“修身齐家平天下”的抱负。

今天的中国，已进入民主法治社会。干部选拔的民主化、公开化，也就顺理成章成为时代发展的要求。

事实上，干部选拔的暗箱操作，可谓贻害无穷。一项对干部的调查表明，在所有选项中，近八成的干部最不满的就是“干部选拔任用机制不科学、不公正”。媒体披露，长期以来，由于官员干部选拔过程中存在暗箱操作、任人唯亲、排资论辈等不公因素，一些具备真才实干的干部得不到任用，而一些走后门、拍马屁的无能之辈却堂而皇之地被提拔。长此以往，优秀官员难免郁郁寡欢，无心工作。最终，受损的还是政府效率和政府形象。

近年来，在各地探索的干部公选，就是旨在通过这样一种选拔机制，最大限度地将贤能的人选上来，委以重任。而要实现这个目标，直接取决于选拔过程是否公正、公开。没有真正的公正、公开，干部公选就可能沦为一场欺上瞒下的“选拔秀”，选拔上来的人就有可能是庸才。

我们很欣慰地看到，桂林此次举行的干部公选，不但创下了历年规模之最，而且从已经公布的情况来看，其“阳光”程度，也前所未有。我们也希望，在今后的实践中，这样的干部公选能够得到更大规模的推行。这是广大干部的心声，更是民心所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