幸福指数：政府的责任民众的企盼

全国“两会”在即，通过地方“两会”的热议和近期媒体讨论的发酵，“幸福指数”几乎跃居今年全国“两会”热词之首。有分析人士认为，“十二五”期间建设“幸福中国”的政治导向已经呼之欲出，幸福指数或被视为中国转型时期摆脱GDP崇拜的密钥。温家宝总理在与网民交流时将“幸福”解读为“让人们生活得舒心、安心、放心，对未来有信心”，令全国乃至世界注目。

幸福是一种感觉。没饭吃、没衣穿，当然感觉不到幸福。但有饭吃、有衣穿，未必一定幸福。美国经济学家P·萨缪尔森提出了一个幸福方程式：效用÷欲望=幸福指数，用以衡量这种感受具体程度的主观指标数值，在世界各国大行其道。如果说GDP是衡量一国财富的标准，那么，幸福指数就是衡量一国百姓幸福程度的标准。

中国的经济发展举世瞩目，关注民众的幸福指数逐渐提到了政府的议事日程，同时也是民心所向。胡锦涛主席2006年在耶鲁大学演说时，明确提出“关注人的价值、权益和自由，关注人的生活质量、发展潜能与幸福指数”，就是最好的注解。

值得指出的是，“幸福指数”的概念不是源自西方，而是出自南亚小国不丹。上世纪70年代初，不丹第四代国王旺楚克提出，人生基本的问题是如何在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之间保持平衡，社会发展的目标应该是提高“国民幸福总值”，而不只是提高GDP或GNP（国民生产总值）。“国民幸福总值”由四大支柱组成：社会经济均衡发展；保护自然环境；保护传统文化；实行善治良政。30多年来，在人均GDP仅700多美元的不丹，国民总体生活得较幸福。“不丹模式”引起了世界的关注。

显然，中国社会普遍对“幸福指数”的重视，是出于对经济过度发展、社会问题突出等的一种补救心理。这种思维的可贵，是意识到了问题的症结所在。而难度则在：提高国民的“幸福指数”，必须有明确的进程表、有效的途径和措施，但我们需要时间来消化。比如民众反映强烈的腐败问题、环境污染问题、高房价问题、国企垄断问题……当然，方法总比困难多。既然有正视问题的勇气，就有解决问题的信心。

因经济高速发展带来严重社会问题的不独中国。世界银行高级主管、日本人西水美惠子曾感叹：“我长期从事经济发展工作，对由于富裕带来的社会性疾病总感到痛心。这样的问题并不只存在于日本。”“国民幸福总值”远远比国内生产总值重要得多。明白了这个道理，GDP依赖惯性思维的刚性扭转，政绩考核的合理调整，自在情理之中。

在全社会的热烈关注下，“幸福指数”作为一种政治导向，通过全国“两会”如何转化为“十二五”期间的国家行动，无疑是政府义不容辞的责任，也是民众热切的企盼。

幸福指数：政府的责任 民众的企盼

幸福指数：政府的责任民众的企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