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地的地方志记载，河阳市这个地方，早在1000年前就开始设郡了。古代的时候，没有公路和铁路，一切运输和旅行之类都靠的船舶，水运是主要的交通方式。阳河虽然不是一条干流，但却是连通干流的一条重要支流。它流经河阳这一带的时候，水面相对宽阔，水流速度放缓，适宜建码头，停泊船只，于是当地方圆数百里的地面货物集散都集中到这里。久而久之，这里的人口聚集越来越多，也就形成了一座城市。
老城区基本沿阳河岸边展开。当时的城市建筑除了官署和商贾大户的屋宅，多是普通民宅。普通民宅当然不可能像官署衙门和商贾豪屋那样用圆木巨石做建筑材料，多用的板材砖瓦，其使用寿命有限。河阳市老城区自建国以来就没有改造过，其中房舍不少为晚清和民国所建，许多都已经破败不堪。也有少量从20世纪50年代到80年代建的公寓，都比较简陋。还有几栋临巷口而建的小平房，方方正正一栋，用的是红砖砌墙，从未经水泥护面的墙体上可以看到，有些墙面用的是断砖，说明建筑的时候，房主是尽力节省的。这样的房子当初建的时候，未经城市规划部门审批，不过那个时候还没有城市规划这一说。这些自搭自建的房屋成为老城区里独特的景观也就在所难免了。
居住在老城区的居民，虽说做为“城里人”已经多少辈了，但随着形势的发展，能令其自鸣得意的优越感却越来越减少。首先，是市里各家机关（包括党委、政府、人大、政协等等）还有各个“衙门”（也即各个部门——老城区的人喜欢用这种老的词汇来指代某些他们不得不打交道的部门）的人员不断膨胀，坐小车的官员（相当于从前坐轿子）越来越多，但其中多数来自农村，“成份”为他们所看不起的农民。比如许多局一级官员都从县、乡调上来（当了多年河阳市长的史朝义是他们当中最典型的代表），机关的办事员虽然多是学校毕业的大学生，但他们中绝大多数是从农村考出来，毕业后分配过来的。老城区的市民祖上多为工匠、船工、流浪汉、小商贩等等，他们不像农村人那样有着“诗书继世”、“耕读传家”的传统，最多只重视向后代传授手艺和小本生意经，在现今这个重视读书、重视文凭和学历的时代，其比较劣势就出来了。看看河阳市的重点中学一中的情景就知道：每年中考放榜，为一中录取的最多为机关公务员子弟，其次就是来自各县各乡的孩子，而居住在老城区的后代在那耀眼喜庆的红榜上寥若晨星，这也意味着至少在未来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这些老“城里人”、老市民在河阳的生存竞争中仍将处于劣势。其次，在计划经济年代，河阳市民再怎么困难还有一份商品粮供应，许多人也被安置在一些街办企业里就业，拿一份尽管不多却可月月领取的工资。河阳辖区稍远一点的农村则长期处于赤贫状态，生存的艰辛使他们积累了这样一种信念：只要有任何机会，哪怕险象环生的机会，都必须去抓住，去尝试，去争取，百分之一甚至是万分之一的幸运被自己撞上了，人生的道路也就彻底改变了。正是这样两种生活境遇，导致了河阳老城区的市民在社会大幅度转轨的时候犹豫彷徨、患得患失，畏首畏尾，萎缩不前，他们计算蝇头小利而目光短浅，坐失了一次又一次的机会。河阳市那些商铺店面、酒楼饭馆、歌舞厅和娱乐城的老板们，除了外地来的客商外，几乎百分之百是从前的赤脚农民。如果说其中有个别河阳“城里人”的话，也是两劳释放人员或曾经被单位开除公职又为家庭所不容者。伴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当城市经济越来越繁荣、城区建设也越来越亮丽的时候，河阳老城区的市民却日益感受到生存的压力和蹙迫。他们就像食物链底端的生物，在日益紧缩的生存空间里喘息，眼看着市区内豪华楼盘、私家车如雨后的蘑菇一般哗哗哗地冒出来，他们的内心受到的冲击也一阵紧似一阵。好在老城区尽管狭窄，却是一块相对封闭的地盘，官员大款之辈从来不涉足这里的狭窄巷弄，外来参观检查、投资做生意的人，更是不会知道在一派华丽的建筑群背后隐藏着这古老陈旧的另一幅图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