竞争不仅是市场经济的活力之源,是科技、文化发展的活力之源,也是政治体制改革的活力之源
作为此次公推竞岗的主要推动者,贵阳市委书记李军一直回避媒体的采访。他态度很友好,有时候会主动与现场的记者们打招呼,也会谈一些看法,但每次结尾都说,“这些只是为了帮助你们理解,而不能作为采访内容”。
事实上,关于为什么要进行公推竞岗,他谈得已经不少。尤其在6月30日的动员大会上,长达8000字的长篇讲话,非常生动地解答了贵阳为什么要这么做。
他说,公推竞岗和公开选拔方案,在中央组织部有关部门和省委组织部的具体指导下,经过反复讨论和研究,并多次广泛征求意见,“可谓用心良苦”。
竞争是政治体制改革的活力之源
李军给出的实行公推竞岗的原因有四条。
其一,“这是贯彻中央和省委重要指示精神的实际行动”。他一口气征引了胡锦涛总书记、中央书记处书记习近平、中央组织部长李源潮、贵州省委书记石宗源和省委组织部长张少农的五段讲话。
“市委开展公推竞岗和公开选拔工作,就是为了坚持正确的用人导向,形成风清气正的用人局面,完全符合中央和省委的重要指示精神。”
其二,“这是深化干部人事制度改革的重要内容”。党的十七大第一次提出了干部人事制度改革的八字方针:民主、公开、竞争、择优。
在谈到公开时,李军提到,“黑龙江‘田凤山、韩桂芝案’涉及的几百名干部中,没有一个是通过公开选拔上来的。这说明让权力在阳光下运行,能够有效防止权力被滥用、错用。”
对于竞争,他说:“竞争不仅是市场经济的活力之源,是科技、文化发展的活力之源,也是政治体制改革的活力之源。”
其三,“这是广大干部群众的强烈愿望”。他直言,“人民群众在政治方面最不满意的有两件事,一是少数干部贪污腐败,二是选人用人上的不正之风……我们开展公推竞岗和公开选拔,就是决不让那些寡廉鲜耻、贪污无度、胡作非为的人进到领导岗位,就是决不让那些庸官、昏官、懒官进入领导岗位。”
动员大会距离“6.28”瓮安事件仅两天,贵阳市委组织部副部长吴应涛在接受《瞭望东方周刊》采访时说,瓮安事件与此次公推竞岗没有直接关系。“这个方案在年初就已经定下来,我在3月份已经去南京做考察。”
而李军则用瓮安事件作为例证,“群众中确实有许多困难和问题,有许多难言之苦和哭告无门的事情,需要我们设身处地为人民群众着想,尽心竭力地帮助他们排忧解难、理顺情绪、化解矛盾”。
其四,“是建设生态文明城市的迫切需要”。2007年底,贵阳市委确定把贵阳建设成为生态文明城市的施政纲领。“干部就是决定因素。”李军说,贵阳市如果有50至100个同志真正把为什么要建设生态文明城市弄明白、想清楚,贵阳建成生态文明城市就大有希望。
为生态文明建设寻找能吏显然是此次公推竞岗的目的之一,无论定点调研还是演讲答辩,有关生态的题目都占了不小的比重。
今天你学习了吗
贵阳新政甫出,对干部队伍产生了很大的冲击。马宁宇对《瞭望东方周刊》说,自公推以来,“今天你学习了吗”已经成为干部之间的见面问候语。
一位当地媒体记者告诉本刊记者,以往一些贵阳的干部是在“混”,但是这次公推使他们觉得“混不下去了”。
根据贵阳市委部署,8月份,将进行区(县)长的公推竞岗,9月份,进行市直机关负责人的公推竞岗。李军也在公开场合说过,这种做法要长期推行下去。“不少领导干部已经在暗暗学习、做准备了。”上述那位记者说。
而此次电视直播答辩,将干部的表现完全暴露在公众面前。吴应涛对此有个总结:“平时有没有积累,爱不爱思考问题,工作用不用心,在这个时候就显示出来了。”
不论是落选者还是获胜者,在接受本刊记者采访时,谈及的一个共同点是,这次公推竞岗给他们提供了一个学习锻炼的机会。
李志鹏的朋友问他,为什么平时你挺能讲,上了台就不会讲了?“我只能说以前缺乏这种训练,这方面失分是应该的。”
他说,平时工作太忙,很难有时间静下心来学习,但通过这一次,“以后再忙,每天至少抽出半小时来学习。”
魏发志虽然对某几个环节觉得“有点冤”,但静下心来,他发现自己确实仍有差距,“回答问题的时候,我只是综合性地讲,而没有形成条理性和层次感。”另一个体会,他说,这次经历也促使他打破部门小团体的视野,从更广更高的层次来综合思考问题。
对于胜出者,压力则更大。7月23日中午,在结果产生后的讲话中,李军对4名拟任职人选说:“你们今天只是赢得了公推竞岗的‘小考’,还有为人民服务这个‘大考’等着你们,你们还要经受干部群众和实践的检验,丝毫不值得骄傲自满。”
马宁宇觉得压力才刚刚开始,“我们是在电视上发表过承诺的,要是不能兑现诺言,是要挨老百姓骂的。”
民主带来压力
压力来自于公开,也来自于民主。陈雯是贵阳日报理论部主任,贵州省党代表。这次公推竞岗,她以基层党代表的身份参加了民主推荐和民意测验两个环节。
吸收基层党代表参与投票是此次公推竞岗的一大亮点,具体有多少基层党代表参与,贵阳市委组织部未给本刊记者提供确切数字。但陈雯告诉本刊记者,她所知道的就有19个。
在数百人的大会场,19人所占比例不算高,但他们成为一个引人注目的群体。“我们的位置安排得比较靠前,一些领导都坐在我们后面。”陈雯说。
第一次有机会在干部任用上行使自己的民主权利,陈雯非常珍惜。在多次踊跃举手之后,她终于有机会向小河区委书记的竞选者之一提问。
贵阳很多上班族都住在小河区,小河因此被称为“睡城”,这里有个叫沙冲路的地方很拥堵,陈雯的问题就是“如果你当选区委书记,如何解决堵车问题,让老百姓睡得安稳”。
陈雯的提问赢得了掌声,“可能是因为前面的问题都比较宏观,而我的问题很具体,跟老百姓生活息息相关。”
会场上,陈雯发现,基层党代表提问普遍很踊跃。“大家有个共同的感受,作为基层党代表一定要替老百姓说话。” 她说,“以前干部任用,都是公布了我们才知道结果,现在既然获得了参与的机会,当然要好好运用手中的权力。”
开放性使得竞争性变得有意义
贵阳此举引起外界广泛关注,有媒体称之为“海选县委书记”,另一些评论则将之拔高到“中国县政民主的历史性突破”。
李军一方面很关心外界的评论,另一方面似乎也不希望太高调。在7月23日会议的最后,他特别强调这是选拔,不是选举,更不是“直选”和“海选”。
中央党校资深党建专家叶笃初对《瞭望东方周刊》说,以前的干部任用中,小范围的民调,一定范围的投票,各地已较多出现。“贵阳的做法把全国的各种经验融为一体,很好地体现了三种权——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的统一。”
在中央编译局比较政治与经济研究中心副研究员杨雪冬看来,贵阳的做法除了县委书记职位的特殊性引起关注外,“ 主要的特点一是开放性,一是竞争性,而开放性使竞争性变得有意义。”
至于对制度的突破,杨雪冬认为贵阳此举“量上的突破大于质的突破”,它是在现有框架下进行的改革,因此“并不会有什么大的政治风险”。
“形式和程序的突破可能会导致质的变化,但另一方面我们也要警惕不要因为强调形式,反而把一些实质性的东西忽视了。”他对《瞭望东方周刊》说。
杨雪冬的担忧还有另外一层,“这么复杂的程序,操作成本是很高的,四川这几年公推公选做得比以前少,其中一个原因正是操作的成本太高。”
他说,目前而言,实际的干部决定权仍在上级组织部门,“如果公选上来的官员干了一年两年又调走了,对于党员的投票权就不够尊重。除非落实任期制,5年任满后还用这种方式来投。”
